【專訪】直視「加害者+受害者家屬」的痛！導演李家驊《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剖開真相

支持死刑、反對死刑是對立關係嗎？在一個成熟進步的國家，這問題本質上不是問題，問了，反而讓問題浮於淺薄。其實，死刑是一種結果，社會討論體制，卻忘記死刑背後有很多延伸議題，加害者個人、受害者個人、其家屬親友們、所有相關人的餘生…等等，都需要被看見、被了解、被接住，而做到這些，不代表受害者必須原諒放下，更不代表加害者可以免於刑罰。

假使一個人能了解另一個人，死或不死、正義或不正義，可能就不是最重要的事，反而該思考我們能怎麼衡量犯罪惡性與相應刑罰？什麼對加害者才是真正的懲罰？該如何評估他們付出的代價？社會是否有能力預防再發生......。

7年前拍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紀錄片導演李家驊，當時討論制度問題，被罵翻了，近期新作《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講「人」的故事，還是被罵得很慘，很多人罵他為死刑犯、家屬們開脫，但實際上，影片裡並沒有傳達廢除死刑的訊息，他只是為社會每一個人掙出一點空間去看看不同角度的事情，並沒有替所有人下結論。

問李家驊為何這麼自討苦吃碰死刑議題？他沒有高大上的回答，他認為，不管支持死刑或廢死，眾人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每個人都好好的，這就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存在意義。

截至2026年8月31日，台灣有36名死刑定讞罪犯，最近一次槍決是2025年1月16日的黃麟凱。

坦率害羞的青年　遭逢巨變該何去何從？

2002年，鄭武松與妻子離婚2個月後，他懷疑前妻與他人曖昧而無法接受，談判破裂後持刀殺人，而他本人犯後輕生未遂，主動投案。2005年死刑定讞，至今仍未執行。

案件發生那年，鄭武松與前妻的3名小孩，女兒已成年，大兒子17歲、小兒子才15歲。家逢巨變，他們既是受害者家屬，也是加害者家屬，更現實的是，他們一夕之間失去爸爸媽媽，那種巨大撕裂的體驗，誰能扛得住？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以小兒子鄭宜修後來的人生軌跡為主軸，自己、工作、愛情、友情、爸爸、家人……以及每當他看到社會討論重大刑案該死或不該死的討論，那股憤恨怨氣衝出螢幕，直直擾亂他的心裡。



影片中，鄭宜修也與其他2名極刑犯子女對談，三人的家庭背景原本毫無交集，但因為悲劇有了共同生命經驗，才能分享那些對外人難以啟齒的心事，以及面對父親數十年命懸一線的複雜心情。

背負死刑犯孩子標籤　是否有人看見他的掙扎？

「壓力大到晚上睡不著……」鄰近《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上映日期，導演李家驊苦笑，就怕每個當事人因為輿論受傷，任何言行都得想過幾遍。雖然無論是哪一件死刑案，加害者的家屬幾乎低調到無影蹤，外人難以窺見，也不知道他們背負著什麼樣的眼光壓力，但輿論和網路無遠弗屆，不管在哪都逃不掉。

李家驊分享，多年前因緣際會認識鄭宜修，發現他是個坦率又害羞的年輕人，嘗試詢問是否願意拍紀錄片，出乎意料之外，他馬上答應了。後來拍了好幾年，鄭宜修的頭髮從黑色染成金色，工作從這個城市搬到另個城市，結婚離婚......，似乎只有那輛紫色烤漆的馬自達，依舊閃亮，到哪兒都奪人眼球。



幸好鄭宜修沒有停留在15歲那年。

鄭宜修告訴李家驊，事情發生後，家裡的大人從不跟他們姊弟提案件細節，對整件事瞭解很少，上法庭也只能講述自己所知。時隔十幾年，看到李家驊導演製作的影片，才知道爸爸殺媽媽的詳細原因和過程。

為什麼？因為他們當時都太小了，親友們決心保護起來，就怕未成年的他們無法承受。

據李家驊了解，鄭武松是拖車司機，當年光景好，每個月收入十幾萬沒有問題，家裡其實很好過。不過他也是個權威很重的父親，打罵教育隨手來，以致親子關係緊繃。尤其小兒子鄭宜修不愛念書，會被爸爸修理。相較之下，鄭宜修與個性溫柔且煮飯好吃的媽媽感情深厚許多。

後來，悲劇發生了，鄭宜修接受結果，工作若有空，他會去監獄會見父親聊15分鐘，而哥哥鄭芷淵每個禮拜都去，鄭宜修若沒有同行也會打電話跟哥哥關心一下爸爸的狀況。

李家驊分享，其實鄭家兄弟、其他死刑犯的孩子都是一般人，生活跌跌撞撞，賺錢打拚，只是不太會表達自己。



他觀察鄭宜修，私底下很會講幹話，在朋友和同事面前會打開話匣子，但說到死刑就沉默許多，想得也比較多。

爸爸犯案對鄭宜修影響很深，譬如婚姻碰壁，他3次輕生，就像爸爸當年覺得被妻子背叛失控做錯事；又或者他和前妻吵架時，差點失控動手，停下來的原因是，不想讓人有機會指責他「你和你父親一樣」。

像一種禁錮咒。

即便如此，鄭宜修還是等過總統特赦，後來沒等到遂接受死刑的結果。他曾分享，如果爸爸被槍決了，對爸爸而言是解脫，自己也可以卸下枷鎖，但想到這裡，心情仍很複雜。



判決書裡的鄭武松極致可惡　3天相處有不同觀察

為了解鄭武松，李家驊閱讀死刑判決書，嚼進他的犯案始末，然後等了2年才敲開監獄大門獲得3天拍攝機會。

讀的過程很憤恨難受，等的過程需要毅力。

李家驊指出，判決書裡的鄭武松是個非常可惡的人，他甚至想像，這個人是不是長得凶神惡煞，但見到本人感受被徹底翻轉，「可見監獄是很消磨人的地方，他很有禮貌，溫和且斯文」，跟一般常見的大叔一樣。

在監獄那3天，李家驊盡可能蒐集畫面，他曾到過鄭武松的獄房，陪同會見、特見，「老實說監獄的生活和我們平常生活太不一樣了！什麼都不一樣，什麼都讓我很印象深刻。」如果硬要說，他對於會見室的話筒聲音特別有感，「那話筒實在很爛，很像隔著厚玻璃在講話，悶悶的，聽得很吃力。」



還有，會見前、會見後，鄭武松與兒子們中間不只一堵牆，還有一道升降鐵門，鐵門上升，他們見面；鐵門下降，他們道別，像一種儀式感。不過，李家驊有不同解讀，他說，會見15分鐘時間快到之前，會有聲音提示，每次聲音響起，兩邊人就被掐住似的，突然相對無言，直到鐵門緩緩降下。

李家驊用鏡頭訴說自己所見所聞，目的不是要為鄭武松開脫，因為他確實犯了重罪，需要面對懲處。「我可以理解社會支持死刑，我只是想知道，在事情發生前後是否有人能夠接住他們？」

死刑犯家庭要怎麼過？他們家為了孩子和解

同時具備加害者與受害者家屬身分的鄭宜修，很多人疑問，社會對他的想像是什麼？他該怎麼活著？他是否需要符合社會期待？

李家驊講了一個真實發生的事。原來，鄭宜修的父親家族已經獲得母親家族和解，兩家人甚至可以坐下來一起吃飯，互動熱絡，大家為3個孩子都很努力，「他們很有默契不要談那件事，畢竟立場終究不同。」



只是，這個結果無法代替其他死囚犯的家庭與被害家庭。李家驊很清楚，所以從沒有強押到其他人身上。

他也感慨道，其實拍這部片也有問過鄭宜修母親的家人，不過對方不願再談，如果硬要拍，那對死者和親屬很不公平，雙方都為此事承擔太多，不必要添加困擾。「我覺得，離開的人已經無法發聲，那麼我也希望活著的人不要被侵擾太多。」

回顧這次作品，李家驊自評，「紀錄片是主觀且誠實的，我的作法不一定是最好的，也沒有什麼偉大的目標。」未來他也不再拍紀錄片，「宜修最後一次出事（指第三次輕生）後，我心臟比較小顆決定不再拍了。」

李家驊重申，《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沒有想傳達支持死刑或廢死，「就像這部片的Slogan：若有一天你來認識我的生活，也許就不會覺得我只是死刑犯的孩子。」鄭宜修不只是死刑犯與受害者的兒子，他同時也是異地打拚、渴望愛情的青年等等，他的人生還在繼續，「受害者不是只能每天流淚洗面，加害者也不是永遠沒資格快樂，先進國家不該這樣。」李家驊期待，大家能多多關心周圍的人，接住別人，一起讓憾事不要再發生。






李家驊　小檔案

學歷：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博士
現職：導演、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25歲，國小二年級》導演，榮獲山形紀錄片影展亞洲單元特別賞
《看不見太陽的那幾天》導演
《夢想續航》導演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
《景福門日記》導演
《場內之外》導演
《島國殺人紀事3：自由的滋味》副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