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失家兒的成年初顯期重重關卡　最缺家庭後盾的人為何最早被迫獨立

在台灣，不少20歲青年可能正在大學就讀，學費與房租仍由父母分擔，遇到職涯迷惘或經濟手頭緊時，隨時能向家裡求助。然而，對於一群經歷過家外安置的「失家兒」而言，成年生日不僅不是成長的慶典，反倒是一道冷酷的制度斷崖，讓他們被迫踏上一條如同「逆行手扶梯」的自立之路。

一片關廟麵撐大學生活　更要獨自扛起未來人生

剛到花蓮念大學時，芝麻最常吃的，是一片關廟麵。麵煮開，加一顆蛋，一株青菜分成好幾餐，再淋一點醬油，就是一餐。她很少和同學外出聚餐，不是不想參加，而是每一筆生活費都得計算。

對多數大學生而言，成年後仍可由父母分擔房租、學費與生活費，碰上臨時支出，也還有一通電話可以打回家；但對從家外安置體系離開的青年，18歲往往不是獲得自由的起點，而是原有支持開始退場的時刻。住宿、三餐、補助、心理支持，以及一個可以商量的大人，可能在離院後一起變少，住房、就學、工作、經濟與童年創傷卻同時迎面而來。

成年初顯期理論將18至29歲視為探索身分、升學、就業與親密關係的重要階段。一般青年可以靠家庭延後成年，失家青年卻常在最缺少後盾的情況下，被要求最早學會獨立。問題並不是他們不夠努力，而是當家庭功能缺席，誰來補上那一整套不會被列在福利項目中、一般人卻每天都在使用的支持？



芝麻從小生活在嚴格的家庭環境，考試沒有達到家人設定的標準，可能遭到責罰，也曾被禁止吃飯、關在門外。父母關係惡化後，她更常承受大人的情緒投射，最後進入安置機構。相較於原生家庭的不穩定，機構至少提供固定住宿、三餐、生活補助與心理支持，讓她得以繼續念書。

然而，高中畢業、離開機構赴花蓮升學後，交通怎麼搭、住在哪裡、學費怎麼繳、三餐如何安排，都得重新摸索。她一學期修大量課程，晚上、假日還要工作；經濟壓力之外，原生家庭的拉扯也沒有因離院消失。家裡發生事情，她仍會糾結自己是否應回去、是否有「盡孝」的責任，一面承受過去的傷害，一面背負家庭期待。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社工提供的不只是補助。從學費、考駕照、同儕關係，到原生家庭帶來的心理壓力，都有人陪芝麻討論，協助她找到可承受的界線。如今她主修教育、雙主修社工，並將念研究所，朝冒險治療及體驗教育發展，陪伴弱勢孩子在挑戰中建立「我做得到」的經驗。

回頭看這段路，芝麻沒有把自己能繼續念書簡化成個人意志。她也曾覺得撐不下去，也曾認為「沒關係，我自己可以」。現在她最想告訴其他失家青年的是：「你把手伸出去，會有人接住你。」接受幫助，不代表永遠只能成為被幫助的人；今天手心向上，未來也可能把手翻過來，接住下一個孩子。

自立服務比率約25％　數據背後仍有支持落差

衛福部社家署對於無家可返或無法返家的少年，在安置結束離院後，透過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辦理「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畫」，由專職社工員評估其需求，提供少年租屋房租、押金及生活費補助，陪同及轉介少年求職、就業，以提升少年經濟自足能力。

衛福部統計顯示，2017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案件有1862件，其中200件接受自立生活服務，比率10.7％；其後比率逐步上升，2024年847件後續追蹤案件中，有220件接受自立生活服務，比率升至25.9％。然而，接受服務者仍只約占四分之一，多數青年因年齡離開安置卻未進入自立方案。



告別「18歲斷崖」　借鏡日韓，少子化下一個都不能少

制度上，台灣並非所有安置兒少一滿18歲就必須離院。依現行規定，經評估無法返家或獨立生活者，「得」繼續安置至20歲；已就讀大專校院者，也「得」安置至畢業。然而，是否延長由政府評估裁量，青年並沒有當然延長的權利。

相較之下，日本原有寄養、兒童養護設施等措施可延長至20歲，另可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需要，繼續接受兒童自立生活援助，不再僅以全國一致的年齡作為停止服務界線；韓國則把決定權更往青年移動，18歲時只要本人有延長意願，地方政府原則上應延長保護至25歲，若仍在大學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25歲後還可依情況再延長。



CCSA創辦人洪錦芳形容台灣失家兒面臨的是「18歲斷崖」危機，當台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的國安危機，更應該讓每一個孩子都被公共體系接住。她說，對失去家庭支持、離開安置機構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透過教育脫貧與長期陪伴，讓他們有機會翻轉人生，而不是成年後就被迫獨自面對社會，呼籲政府應學習日韓的制度改革，加速修法延長自立支持年限。

安置結束、創傷未完　失家青年在逆行手扶梯上孤軍奮戰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白倩如、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教授曾華源、慈光基金會少年家園主任廖慧雯等人在2026年3月《社區發展季刊》發表的〈安置離院青年的成年初顯期挑戰——生態復原力的自立培力觀點〉，以「逆行的手扶梯」形容安置離院青年的處境，必須不斷用力，才可能勉強不往下掉。當青年因住房和生計提早進入低門檻工作，便難以累積教育、技能與年資，逐漸形成「低學歷、低技術、低薪資、低自我效能、高不穩定」的循環。

白倩如等人強調，童年創傷不會在18歲生日那天消失，若青年缺乏自我價值感及對生活的掌控感，即使學會記帳、開戶與租屋，這些技術也未必能轉化為穩定的自立能力。他們主張，自立不等於「什麼都自己來」，政策目標應從「獨立」轉為建立健康的「互賴」能力。

目前失家兒離院後並非完全沒有資源。現行制度自立支持涵蓋生活費、租屋、學雜費、職訓就業及醫療心理等項目，但多依個案需求與地方標準核給，沒有全國一致金額。



CCSA研發組組長陳旺德指出，問題不只在「有沒有資源」，更在「資源零散、難找、難用」。一般青年可由父母協助打聽資訊、備妥資料、掌握申請時程；失家青年缺少的正是這層社會資本。當住房問題要找一個單位、就業找另一個單位、心理需求又要重新向第三個單位說明，即使補助存在，也可能看得到、用不到。

陳旺德說，補助制度也常預設申請人穩定就學、有家長協助，且家庭可先負擔部分生活費；失家青年卻可能休學、復學交錯，沒有家長幫忙跑程序，房租、伙食、交通與教材全得自己負擔。對一般學生，工作可能是增加零用錢；對失家青年，工作往往是維持下一餐與下個月房租的必要條件，念書與求生因而互相排擠。CCSA服務經驗顯示，有33％至57％青年曾中斷學業。

童年創傷不會在18歲消失　失家兒離院後的四重壓力

更沉重的是，童年逆境對身心的影響不會隨成年自動勾銷。CCSA在2025年1至4月調查105名18至30歲自立青年，平均年齡21.54歲，其中90.48％有家外安置經驗。所有受訪者至少有1項負面童年經驗（ACEs），84.76％累積4項以上，48.57％達7項以上；約59％曾遭霸凌，45％達中重度憂鬱、約36％達中重度焦慮，26.67％具有中度以上自殺意念。

安置原是保護，關係若反覆中斷，也可能形成第二次傷害。調查中，27.37％曾轉換安置3次以上，75％接觸過4位以上社工，71.57％接觸過4位以上生輔員；安置轉換愈多，憂鬱、焦慮及壓力程度也顯著愈高。對已經歷家庭破裂、虐待或忽視的孩子，每一次換機構、換社工、換照顧者，都可能意味著重新建立的信任再次中斷。



13歲就得工作養活自己　營養午餐留到晚上吃卻換來嘲笑霸凌

阿福約9個月大就離開原生家庭，在另一個照顧環境（寄養家庭）生活到13歲；長期照顧他的「媽媽」與他已有如母子的感情。13歲時，他回到由親屬擔任監護人的家庭，卻發現法律上有監護人，不代表家中有能力提供實際照顧。監護親屬無法穩定工作，他只能自己賺學雜費和生活費。

他在溫泉會館、老街攤販工作，也做過送貨、餐飲和營造。到了高中，工作時間愈來愈長、到校時間愈來愈少，一度差點休學或被退學。最窮時，他中午問老師能否把營養午餐留到晚上，被同學看見後換來嘲笑，讓青春期的他愈來愈不願走進校園；但若不工作，當天的生活費又沒有著落。

把阿福拉回教育的，是照顧他長大的「媽媽」、社工及後來接觸的助學資源。他轉入進修體系，白天工作、晚上念書，後來進入大學歷史相關科系，在校內行政單位工讀，也擔任班級幹部。現在他希望成為老師，到偏鄉或山區服務，把自己曾得到的幫助傳給下一個孩子。

被問到想對同樣身處困境的青年說什麼，阿福回答：「嘴巴不只是用來吃飯。」有困難要開口找社工、找可以幫忙的人。他說，如果當年沒有長期照顧他的「媽媽」、沒有社工一次次把他往學校拉，他的人生可能在13歲就被生存壓力推向另一條路。



推動「個人顧問」制度　建立接住青春的安全網

陳旺德強調，自立青年面對的困境不能簡化成「不努力」，社會與政策語言必須從「個人歸因」轉向理解其結構脈絡；政策設計也不能只看「編了多少預算、提供多少服務」，而要檢驗青年是否真的「用得到」。

陳旺德建議建立國外行之有年的「個人顧問（Personal Advisor）」制度：由一個穩定角色長期了解同一名青年的狀況，熟悉不同政府資源，把複雜政策「翻譯」成青年聽得懂的資訊，讓青年遇到問題時，永遠有一個固定、知道可以回頭找的人。



從芝麻大學初期經常用來果腹的關廟麵，到阿福留到晚上才吃的營養午餐，這些都是在一個教育普及、高喊少子化國安危機的社會裡，真實發生的事。18歲，對多數台灣年輕人而言，是仍可依靠家庭、慢慢摸索人生方向的起點；對失去家庭支持的孩子來說，卻常是照顧突然退場、必須獨自求生的分界線。

每一個失家兒18歲的成長發展，都不該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透過推動法制修法、延長支持年限、消除「18歲斷崖」，並以「個人顧問」與「互賴網絡」補足傳統照顧的斷裂，台灣社會才能真正接住這些在逆行手扶梯上艱難前行的青春，讓曾經手心向上的孩子有尊嚴地生活、擁有改變未來的機會，並在有餘力時成為接住他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