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不想到機構，還能去哪？10歲女童案揭台北兒少安置困局

台北10歲女童受害240天未被安置，北市府以「未達安置標準」及女童「不想到機構」解釋，但這句抗拒並非任性，而是映照出兒少體系的結構困境：台北緊急與長期安置高度依賴機構，寄養家庭快速流失、高齡化，家庭式照顧選項日益萎縮。當孩子不能留在家，政府究竟還能給他多少個「家」的選擇？

安置數6年大減76%　是前端變好還是後端資源不足？

台北市10歲女童疑遭母親熟客多次猥褻，從2025年12月30日通報，到今年（2026）8月事件曝光，240天始終未被帶離原生家庭。面對外界質疑，台北市社會局強調，期間對案家累計訪視、密集聯繫及服務714次；社會局長姚淑文並解釋，案件經安全評估未達強制安置條件，且女童本人「強烈表達不想到機構」，直到女童後來出現自傷行為、市議員在議會揭露，市府才啟動司法保護安置。

《太報》進一步攤開近年兒少安置資料，這句「不想到機構」背後，浮現的並不只是單一社工判斷或一名孩子的意願，而是台北兒少保護體系更深的結構困境：進入安置體系的孩子需求愈來愈複雜，寄養家庭快速流失且高齡化，緊急安置與長期安置仍高度仰賴機構。

檢視衛福部社家署統計，從2020年至2025年，全國兒少保護安置人數呈明顯下降趨勢，「已保護安置」由1144人降至667人、減少41.7%，「當年新保護安置」也由929人降至539人、減少42.0%；但台北市降幅遠高於全國，已保護安置從104人一路降至25人，6個年度大減76.0%，當年新保護安置也由79人降至24人，減少69.6%。



家扶基金會社會工作處處長陳乘斌指出，國家替代性照顧政策本來就是以「孩子優先、非必要不安置，真的無法留在原生家庭才進入安置」，因此政府應優先透過家庭支持、家庭重整等方式，讓孩子留在原生家庭，整體安置量下降符合國際趨勢與政策方向。但他也提醒，不能單看數字下降就判斷政策成敗，仍須回到個案，看是否真的因為前端支持改善，而不是因為後端資源不足造成「無法安置」。

勵馨基金會指出，即使孩子說不想被安置，就只能回到原生家庭嗎？勵馨認為，兒童確實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高度風險兒保案件中，孩子意願必須與安全風險一起理解及評估；當兒少持續處於危險環境，專業人員仍有責任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並讓孩子理解「安置不是懲罰」，而是在必要時先離開危險。

孩子說「不想到機構」　但台北緊急安置幾乎只有機構可選

這場「孩子願不願意被安置」的爭議，有一個更前面的難題，一直沒有被深度討論：如果孩子不想進機構，政府還能給他什麼選擇？

檢視衛福部的統計資料會發現，2025年全國共有571人次進入72小時緊急安置，其中97人次進寄養家庭、237人次進機構，機構約占41.5%、寄養約占17%；但台北市24人次中，23人次直接進入機構，比例高達95.8%，親屬安置及寄養家庭都是0。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單一年度偶發現象，2020年至2025年台北共有274個緊急安置人次，其中233人次進機構，占85%，連續6年沒有任何一人次進入寄養家庭；同期全國4960人次中，942人次、約19%仍可進入寄養家庭。



因此，10歲女童究竟拒絕的是「離開原生家庭」，還是拒絕「離開家後被送進陌生的機構」？雖然這答案無法代替女童回答，但是，台北的安置情況及安置結構，第一線能拿出來與孩子討論的選擇，確實相當有限。

蔣萬安喊「去機構化」　改革方案卻未訂寄養、團體家庭增量目標

台北市長蔣萬安8月29日回應女童案時曾明確表示，市府認同「去機構化」理念，將持續增加寄養家庭、團體家庭等資源，依兒少不同身心狀況找到適合、穩定的照顧環境；但8月31日提出的改革四方向，主要包括新增「類家內」案件分類、建立複核機制、增加短暫家庭式庇護處所，以及增加第一線社工支持，並未進一步提出新增寄養家庭、團體家庭戶數或量能的具體目標。



事實上，有專家私下透露，台北市本身具備一定的緊急與短期庇護資源，目前有安悅家園及選擇家園，分別提供0-12歲及12歲以上的緊急短期庇護，前者最長21天、後者最長42天，0-12歲另有緊短暨中長期團體家庭。最大問題還是在，實務上常受限於個案通報當下的判定與資源調度銜接。

從2025年六都兒少性剝削案件處理分流來看，台北市全年310件案件中，僅24件列案保護，列保率7.7%，在六都中僅高於新北市7.1%，更值得注意的是，台北「不開案率」達13.2%，為六都最高，反映出台北市對性剝削兒少的開案認定及後續處遇分流，和其他縣市存在明顯差異。



不只緊急第一站　台北長期安置8成仍靠機構

更嚴重的警訊是，「繼續安置」部分，台北市的確面臨家庭式安置資源持續減少、照顧人力老化的危機。

2020年至2025年，台北進入「繼續安置」共226人次，其中寄養只有6人次，占2.7%，機構卻有181人次，占80.1%；同期全國繼續安置，寄養約占23.7%、機構約47.8%。也就是說，台北並非只有緊急安置第一站缺乏家庭化資源，即使進入中長期安置，依賴機構的程度仍遠高於全國。

2024年家外安置結構同樣呈現差異。全國4457名家外安置兒少中，寄養家庭占34.6%、兒少安置機構46.4%；台北362人中，寄養家庭僅占27.1%，機構則達60.5%，高出全國14.1個百分點。



機構安置是法規順序第四位　台北卻是倒著走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安置結構，和法規設計的順序幾乎是相反的。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兒少有未受適當養育照顧、遭受身心虐待，或被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行為等情形，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緊急安置；同條並明定安置方式包括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少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至於先後順序，《兒少權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安置兒少時，應依「適當之親屬」、「與兒童及少年有長期正向穩定依附關係之第三人」、「登記合格寄養家庭」、「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其他安置機構」的順序。

排序設計用意是讓孩子熟悉、信任的大人有機會接手，也是「不想到機構」的孩子最需要的安排，但攤開全國數據，無論緊急安置、繼續安置或整體家外安置，比例最高的都是法定第四順位的機構安置，在台北市法規寫下的順序更是「倒著走」，排在前面的親屬安置長期只有2%上下，寄養家庭則在緊急安置端連6年掛零。



寄養家庭4年少54戶剩66戶　每4人近3人超過55歲

要推動安置「去機構化」，台北面臨的是可承接孩子的家庭，相比其他縣市，正在快速減少。

2022年全國有1012戶寄養家庭，至2025年仍有1041戶，4個年度微增2.9%；台北卻從120戶一路下降至103戶、77戶，2025年只剩66戶，4個年度少掉54戶，減幅45%。



人數之外，還有年齡問題。2020年台北寄養家庭主55歲以上已占65.7%，到2024年再升至73.1%，等於每4名寄養父母就接近3名超過55歲。



陳乘斌直言，寄養家庭老化已經是老生常談，家扶在招募上一直主打青壯年人口，就是因為看到老化危機。他指出，都會區招募寄家新血遇到最大阻力是，都會區小家庭居多、居住空間狹窄，即使民眾有照顧意願，也往往因家中缺乏足夠的獨立生活空間而受阻。早期寄養家庭多有自有住宅，如今甚至出現自有家庭孩子長大後必須搬出、把房間騰給寄養童的情況。

陳乘斌說，招募青壯年家庭注入新血，雖然有很多熱血年輕人願意投入，但往往還要面對工時、居住與育兒壓力，使這些青壯世代投入門檻極高。另一方面，安置兒少本身的情緒、行為與身心需求日益複雜，讓照顧工作不再只是提供一個住處，而是需要更高度的專業能力。



每4個安置童就有1個特殊需求　照顧接不住

更大的挑戰是，需要安置的孩子正在改變。台北市2025年度累計安置472名兒少，其中115名屬特殊需求兒少，接近每4人就有1人，比2024年的101人增加13.9%；其中第三類、中度特殊需求兒少，由19人增加至24人，年增26.3%。這些孩子可能面臨重大疾病、身心障礙，以及明顯的情緒、行為、創傷與環境適應問題。



根據北市社會局自己做的報告，115名特殊需求兒少中，寄養家庭只有12人、親屬1人，團體家庭28人、兒少安置機構71人，另有3人進入非兒少安置機構。社會局的分析也指出，寄養照顧者平均年齡已在50歲以上，面對特殊需求兒少「備感壓力及照顧量能有限」，需求提高後，只能更多仰賴低收容量、專業人力較密集的團體家庭。



這不只是台北問題。監察院調查發現，全國具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的家外安置特殊需求兒少，2021年有718人，2022年993人，2023年已增加至1243人；其中2023年竟有176名兒少被安置在護理之家、身障福利機構、長照或精神復健等以成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機構。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176人中，69.3%已住超過2年，約4成超過5年，38人甚至超過10年；45.5%還未滿12歲。監察院報告指出，部分個案正是因地方欠缺適切兒少安置資源，不得不進入成人機構，而這些場所的人力、設備與服務設計未必能提供兒少所需的教育、同儕互動與發展刺激。

社宅解套空間、專業化給薪　別讓孩子在危險與機構間二選一

陳乘斌呼籲，要增加家庭式安置照顧人力，政府應思考結合社會住宅提供空間誘因的可行性。他建議政府可試辦將「社會住宅」資源與「寄養家庭」結合，保留特定社宅空間提供給有意願投入寄養服務的家庭，解決都會區空間不足的硬傷。

此外，陳乘斌呼籲要翻轉照顧觀念，推動專業化給薪，徹底擺脫「照顧是慈善行善、母職天經地義」的舊觀念，將兒少照顧正名為「稀缺的專業工作」，並實質提升照顧者的薪資、福利待遇與專業支持系統。



不過，後端安置資源即使不斷擴充也永遠難以滿足需求，陳乘斌強調治本之道在於將更多資源與預算往前移至「前端原生家庭支持」與親職賦能，落實兒少留於家庭的根本理念。

女童不想被送進機構，不能被簡化成「孩子不願安置」；同樣地，制度改革也不能只停在「多蓋一個家庭式庇護處所」。兒少保護真正要回答的是，當一個孩子真的不能再留在原本的家，政府手上究竟有多少個安全、適切，而且是孩子能夠相信的「家」可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