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樹之亂2-2】一棵樹如何走到非砍不可？從病害、風險評估到工程讓路拆解台北砍樹制度

台北近年因公共工程、道路改善、公園整建而移除樹木的爭議接連發生。每當市府決定砍樹，最常出現的理由包括褐根病等病蟲害、樹勢衰弱，或具有倒伏、斷枝等公共安全疑慮。這些理由聽起來都很專業，也很難反駁，問題是樹木生病、有洞、腐朽，就等於只能移除嗎？

77棵原列移除、重評後21棵留下　撫遠公園揭評估裁量空間

台北市民生社區的撫遠公園內外約有300棵樹，構築出市區難得的靜謐宜人風景，2024年3月公園內有32棵、園外道路45棵榕樹，被列在移除名單上。北市樹木安全評估表設有枯萎80%以上、嚴重樹洞、儀器確認腐朽、褐根病等重大危害指標，但這77棵樹當時全數勾選第八項「其他有危險狀況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

居民與護樹團體反對後，公園處另邀4名專家重新現勘，結果改為移除56棵、保留21棵。同一批樹，換一次會勘，21棵就從「移除」變成「保留」，這個案例不能因此推論第一次評估就是錯的，但至少凸顯一件事，同一批樹，在不同一輪專業檢視後，可以得到不同處置結果。



就市府各機關轄管的市有樹木而言，現行《臺北市樹木申請移植及移除作業要點》以原地保留為原則；經工程評估仍須移植後，若再擬改為移除，可簽報核准的情形包括先驅樹種、移植成活率低、生長狀況不佳且有公安疑慮，或經樹木安全評估認定需要移除。

正式申請移除時，須逐株進行樹木安全評估、必要時使用儀器、辦理說明會，再由至少2名專家學者審查，其中至少1名須為現任或曾任北市樹保委員的府外人士，最後移除計畫還必須公告。制度上並不缺關卡。

關卡不少卻直接送「太平間」　評估表缺乏治療與覆核機制

台灣樹人會秘書長潘翰疆點出問題核心：北市的樹木安全評估原本應該回答「樹出了什麼問題、怎麼降低風險」，但實務上可能被簡化成「能不能砍」。

潘翰疆強調，真正要檢驗的，是這些關卡有沒有形成實質覆核，還是只完成了表格？如果只是看完評估表，沒有進一步討論修剪、支撐、樹穴改善、病蟲害治療或後續追蹤，就直接走向移除，「就像去醫院做完健檢，不吃藥、不治療，直接送太平間」。

樹為什麼會生病？潘翰疆認為，許多樹走到移除這一步，問題在多年前的不當養護就已埋下。他說，有些行道樹長期遭斷頭式修剪，形成俗稱「鉛筆樹」、「獅子尾」、「雞爪樹」等不自然樹形；大型主枝被截斷後留下巨大傷口，後續產生腐朽、中空與不定枝。幾年後，這些樹又因結構不良、腐朽或強風倒伏風險被列入高風險樹木，最後走向移除。

具日本樹木醫背景的詹鳳春也強調，台灣現在會看到這麼多樹木出現空洞與腐朽，和早期樹木管理觀念不足有很大關係。長期強剪、截頭、留下過大傷口，再加上台灣高溫多雨的氣候，很容易加速木材腐朽。另一方面，早期許多行道樹的樹穴又小又淺，根系發展空間不足，形成「頭重腳輕」等結構問題，這些往往都是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果。



有病、有洞不等於該砍　樹木醫：儀器只是參考，關鍵在綜合判讀

詹鳳春說：「保護樹木，不是什麼樹都不能砍；而是當一棵樹必須離開時，我們至少應該知道，它為什麼必須離開。」

「生病」往往是移除最直接的理由，其中最常見的是褐根病。但是依農業部及林業試驗所的官方資料，感染初期可透過組織分離、分子診斷等方式確認，並視情況改善棲地及採取防治措施；進入中後期、根系嚴重受害時，才進一步評估移除。

詹鳳春以人體醫療比喻，人做X光、CT後，仍需要醫師綜合病人的整體情況判斷；樹木也一樣。除了腐朽或空洞比例，還必須看樹勢、樹冠、根系、腐朽所在位置、樹體結構、生育環境，以及周邊一旦倒伏會造成什麼實際風險。因此，「有洞」不代表一定要砍，「腐朽比例高」也不能脫離其他條件單獨判斷，所以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儀器會不會操作」，而是最後有沒有人有能力把所有資訊綜合判讀。

東京不是「有病就砍」　A到C四級先處置、追蹤才走到移除

不同於非留即砍的二選一思維，日本東京的街路樹診斷制度強調的是「分級管理」，採取「診斷—處置—追蹤—必要時才移除」的流程，將街路樹診斷定位為「提早發現問題、採取適當處置」，目的同時是維持樹木健康與避免倒木事故，而不是發現異常就直接移除。

依東京都建設局《街路樹診斷等手冊》，街路樹先由具有樹木知識的管理人員進行日常點檢，發現異常後才進入正式診斷；正式外觀診斷由具專業資格的樹木醫執行，若敲診、外觀檢查發現內部腐朽疑慮，才再使用儀器進一步確認。



東京並將樹木健全度分成A、B1、B2、C四級。B1代表已出現需要注意的損害，可採修剪、支柱、土壤改良、施肥或病蟲害防治等措施；B2雖已有顯著損害，也不是立即宣判移除，而是先進行適當處置，並在1至3年內追蹤診斷。只有到了C級，也就是樹勢極度衰退、幹或根部嚴重腐朽、恢復可能性低，或已有明顯倒木、幹折危險時，才進入更新、移除及補植程序。



東京制度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生病」是診斷的起點，而不是移除的終點。同樣看到菇菌、樹洞、腐朽或蟲害，先判斷損害程度，再選擇修剪、支撐、土壤改善、病蟲害防治、儀器檢查或縮短追蹤週期；只有綜合判斷已經沒有合理改善空間、且結構安全風險達到一定程度，才進入移除。



另一個值得借鏡之處是，東京要求診斷理由必須留下紀錄。街路樹診斷卡除了要記載路線、樹木編號、樹種、樹高、幹周等基本資料，還要填寫活力、各部位損傷及後續處置。尤其如果沒有進行儀器診斷，就直接把一棵樹判成「不健全」，手冊明定必須在所見欄寫明理由，不可以只留下一個「C」或「移除」結果，而是必須說明這棵樹為什麼走到這一步。



與東京相比，台北並非沒有風險評估；撫遠案當時採扣分及關鍵因子判定高風險，重大危害項目也設有「其他有危險狀況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的概括選項，單看評估表未必能理解專家為何認為非移除不可。東京則要求診斷卡記錄外觀、儀器檢測、處置內容及判定理由；若已發現問題或異常，卻沒有填寫所見及判定理由，手冊明訂不得視為合格成果。

潘翰疆說，台北應檢討是否應建立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制度，或是當判定使用「其他經專家會勘建議移除」這類概括條款時，是否應書面說明，為何修剪、支撐、擴大樹穴、棲地改善、降低標的風險等方法都不可行？



工程退、樹留下　羅斯福路茄苳樹如何靠挪箱體重生？

移除樹木最常見的理由，除了生病，就是因為影響公共工程或公共設施。台灣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莊傑任認為，公共工程碰到樹木時，決策順序本身就值得檢討。現行討論常直接進入「這棵樹要移植還是移除」，但他認為，真正應該先回答的是，工程有沒有先想辦法避開這棵樹？

莊傑任指出，許多樹木與道路、管線、號誌或人行道發生衝突時，未必代表樹本身已經失去原地保留的條件。像樹根竄根、人行道隆起，可以先評估根系整理、調整鋪面高程、改變施工工法、擴大樹穴，甚至移動周邊公共設施，而不是先把樹視為需要「搬走」的障礙物。

他認為，真正合理的順序應該是「工程先退、樹能留就留」，只有在工程設計、公共設施配置與現地條件都確認無法調整後，才進一步討論移植；如果連移植都不具可行性，才走到最後的移除。

今年（2026）9月11日，北市公園處公告，將移除羅斯福路三段2號、金門街口的茄苳樹，並封平樹穴。理由是樹根影響電信通訊箱、交通號誌控制箱，以及車輛右轉視線。

許多民眾認為這棵樹提供遮蔭、改善行人環境，像是陪伴社區多年的「家樹」，提出反對，甚至有居民翻查Google Maps歷史影像，指出樹木存在時間早於兩座箱體，因此質疑既然箱體可以移動、樹穴也有擴大的可能，為什麼最初提出的方案卻是移走成熟大樹？



經過當地社區陳情，9月23日相關單位辦理會勘，最後決議的方向不是把樹移走，而是將中華電信箱與交通號誌控制箱遷移，再擴大樹穴，讓既有樹木獲得較大的生長空間。

莊傑任認為，這類案例證明，「樹與工程衝突」不等於「樹一定要讓路」。一棵樹最後是否需要移植或移除，不只是樹木本身的問題，也反映工程端有沒有真的把「原地保留」當成優先選項。

長在私有地就管不到？潘翰疆：靠綠化取得獎勵應有持續維護責任

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是，民眾發現樹木被砍，市政府回應是「私有地樹木」無權約束。

潘翰疆以過去建築物透過提供公共停車空間換取獎勵為例，認為既然開發者是以提供某項公共利益取得額外開發利益，後續就不應任意撤回當初承諾的公共利益。他主張，若綠化確實是個別建案取得容積獎勵的條件，相關植栽即使位於私有土地，也應建立相應的持續維護及變更規範。

台北的樹木爭議，真正需要釐清的從來不是「能不能砍樹」，而是一棵樹走到必須移除以前，城市是否已經把該做的診斷、治療、改善與替代方案都做完了。生病不等於立即判死，影響工程也不代表一定是樹讓路；風險評估更不該只是移除的通行證，而應是一套從找出問題、降低風險到持續追蹤的管理工具。

因為一棵樹被砍倒只需要幾十分鐘，但形成樹冠、根系與街道記憶，往往要幾十年。城市真正要回答的，不只是「這棵樹有沒有風險」，而是：在決定讓它消失之前，我們是否真的證明，它已經沒有其他留下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