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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急墜只怨女人不生? 諾貝爾獎得主研究:「豬隊友」扯後腿

    2026-07-25 08:30 / 作者 陳家齊
    全球生育率紛紛創下歷史新低。示意圖,取自Pexels
    全球生育率紛紛創下歷史新低,政治家、智庫與知識分子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在少數。他們希望強化家庭功能、擴大生育小孩的稅收減免,提供免費的托育服務,或者直接發放優渥的生育補貼,甚至是「重建傳統家庭價值觀」。

    然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暨諾貝爾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表示,他們忽略了生育降低問題很大一部分的來源:父親,或者至少是那些敗壞父親名聲的「豬隊友」(duds)。

    彭博新聞報導,2023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戈丁,在7月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撰寫的一篇工作論文中寫說:「儘管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女性自主權(可以選擇要不要生孩子)的提升,但真正的障礙在於丈夫和父親需要提前展現他們的承諾。男性愈能釋出可信的信號,表明自己會是可靠的『好爸爸』(dads),而不是令人失望的『豬隊友』(duds,原意為壞掉沒作用的東西),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就愈有可能生孩子。」

    目前幾乎所有富裕經濟體的生育率,都低於人口替代水準所需的2.1。而且這一趨勢甚至也蔓延到發展中經濟體,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的評估,全球平均生育率可能即將或已經跌破2.1。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統計,全球女性總生育率(藍色虛線)已經下墜逼近人口維持不致萎縮的2.1水準,墨西哥、印度與中國這些並沒有太富裕的人口大國也出現生育率銳減的狀況。美國NBER網站


    戈丁在接受彭博新聞採訪時表示,她開始調查生育率,並非因為她認為人口減少必定是一場災難,而是因為她想思考解決那些有意生孩子、但無法如以償的男男女女的障礙。

    女性生孩子的機會成本盤算

    這篇名為《女性自主崛起與生育率下降:機制失衡的問題》論文,是她去年首次在傑克森洞(Jackson Hole)向經濟學家展示的研究成果總結,探討了女性對是否生孩子的抉擇。

    她主張,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如果「在撫養孩子的同時,能夠回收受到高等教育而應能獲得的經濟和個人回報」,她們就更有可能生孩子。而這往往取決於是否擁有一個可靠的伴侶。

    戈丁寫說,在決定是否生孩子時,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會將自己的教育成本、生孩子的益處,以及生孩子對其職業收入造成的懲罰,與她們如果不生孩子所能獲得的收入進行權衡。在這個模型中,女性職業生涯所受到的懲罰,直接受到其男性伴侶潛在「可靠度」的影響,也就是男性是否願意參與分擔育兒工作。

    更重要的是,戈丁假設女性在真正與伴侶生孩子前,並無法得知對方是否可靠,因此她們會以社會普遍預期的男女角色來評斷生孩子後可能的遭遇。

    在她的模型中,當受過教育的女性認為伴侶會分擔家庭職責時,她們更有可能選擇成為母親。換句話說,當女性無法指望男性在家中分擔家務時,生孩子就不值得了。

    值得留意的是,在戈丁建立的該經濟模型中,父親可靠度並不會影響沒上過大學女性的生育意願。

    全球差異

    戈丁寫說,日本、義大利和希臘這些經歷短時間經濟急速增長的國家,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對較大,因為儘管這些國家的女性獲得了更多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但她們仍被期望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這使她們撫養孩子更加困難,進而導致生育率走低。

    戈丁的研究引述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的統計,可以見到更強調保守家庭價值、男主外女主內的日本、義大利與西班牙,總生育率銳減的速度超過家庭價值更開放、進行改變的英美與法國。美國NBER網站


    她寫說,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時間讓好幾代人去調整傳統共識」,包括家庭中的性別分工。相比之下,瑞典、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則是更循序漸進展開,同時社會期待也跟著調整。

    她總結說,生育率「與家庭及照顧時數的性別差異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關性」。

    此外,戈丁表示,企圖用復興傳統家庭權力結構政策恢復生育的作法,「可能適得其反,導致生育率進一步下降」。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結構,讓男性期望女性伴侶承擔絕大部分家庭責任,則女性就不會想在這種社會中和男人生孩子。

    批評:對男性的要求是不是過於狹隘?沒有個別偏好選擇嗎?

    家庭研究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鼓勵生育倡議計畫主任史東(Lyman Stone)以電郵向彭博新聞回應說:「正如戈丁所展示,現代男性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支持女性的職業生涯,但生育率和結婚率卻處於歷史新低。」他因此進一步說,試圖展示性別平等與生育率之間關係的模型,「一再未能預測現實」。

    美國男童與男性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所長里維斯(Richard Reeves)則認為戈丁對「可靠度」的定義過於簡化。

    里維斯說:「我擔心我們從一種對『可靠爸爸』非常狹隘的定義,即『你可以成為經濟支柱』,轉向另一種定義,即『一個完全成熟、願意付出代價的性別平等女性主義男子』。」他認為這無法解釋父母的偏好,也無法解釋那些隨時間而轉變經濟支柱和照顧者角色的夫妻。

    雖然戈丁表示,她對「可靠度」的定義可以容納一些差異,但選擇接受薪酬較低的職位以承擔更多家庭照顧責任,就是會帶來長期後果,把教育投資的回報降到最低。她舉例說,如果女性為了照顧家庭,選擇兼職律師的職位,而男性選擇全職律師的職位,「當他們45歲時,其中一人已成為律所合夥人,另一人則什麼都不是」。

    美國大學畢業父親正急速投入育兒,可能可以檢證戈丁的模型

    儘管如此,里維斯指出,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男性最近在已在育兒行為上出現了極大的轉變,這可能會在短期內檢證戈丁的分析是否有效。

    里維斯的研究所一項研究發現,在截至2019年的三年期間,與截至2024年的三年期間相比,受過大學教育的爸爸,每週花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增加了4.4小時,且往往為此放棄了有薪工作。雖然年輕、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每週從事的這類無薪工作仍比父親多12.7小時,但這一轉變將該差距縮小了26%。里維斯表示這一短時間內的轉變相當劇烈。

    里維斯說:「如果她是對的,我們將會看到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夫婦生育率上升嗎?我們大概在五到十年內就能知道真正的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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