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新性平三法3／8上路　因這「3個問題」仍無法接住所有被害人

去年（2023）5月，台灣爆發#MeToo運動風潮，凸顯台灣性騷擾防治機制尤其是工作場所的諸多缺失，導致許多受害人無法及時獲得救濟及保護，也促使政府火速在同年7月底三讀通過性平三法修正案，並在今年3月8日婦女節正式施行，但是，台灣真的就此能建立有效、友善、可信賴的性騷防治制度？


「部門負責排班人員聽聞有工作場所性騷擾，是否即屬『僱主』知悉狀態？若僅屬部門間八卦傳聞轉述，是否亦達『知悉』程度？」、「時間點發生在中午休息時間，同仁間在外用餐發生的性騷擾算不算『工作場所』？」一名在員工數約80人的企業擔任人資主管的葉小姐很焦慮，頻向法律事務所及婦女團體諮詢，因為3月8日大幅修正且罰則加重的《性別平等工作法》就要上路，對企業僱主責任與義務要再三確認及檢視。

《性工法》修法一大重點：強化僱主防治職場性騷擾責任

去年5月爆發#ＭeToo浪潮，現代婦女基金會同年6至12月性騷擾防治講座的企業邀約量，較1至5月增加2.92倍，可以看出僱主的焦慮。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說，企業除欲了解基本法律權益義務，也表達希望讓員工、主管皆能明白性騷擾態樣，學習職場互動界線、避免造成性騷擾的風險。更有多家企業表達不清楚該如何因應性騷擾事件、主管及受理人員的職責為何，擔心處理不佳而造成被害人創傷，甚影響職場人際關係、公司營運等。

去年多起#MeToo案件為僱主不處理、處理不當，或行為人就是僱主的職場性騷擾／性侵害事件，因此去年《性工法》修法的一大重點是，強化僱主防治職場性騷擾責任，並依據僱用人數規模大小有相對應的要求。

依據勞動部今年1月17日修正公布的《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規定僱用受僱者10人以上的企業僱主要建立申訴管道及公開揭示；受僱者30人以上的僱主，還要訂定調查及懲戒規範及教育訓練；受僱者100人以上的僱主，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成員應有外部專業人士；受僱者達500人以上的僱主，若申訴人或被害人有請求，應提供至少2次之心理諮商協助。



面對職場性騷擾 有「三個不能等」

過去《性工法》的適用僅限勞工在上班時間內以及工作場所內所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但是修法後，同事間、或有共同業務往來的(客戶、廠商)在下班後持續性性騷擾，僱主仍要處理。過去只有受害者的僱主要啟動調查，現在是「不同公司」間的性騷擾時（廠商或客戶），二間公司的僱主都要負責。

《性工法》另一個修法重點是新增僱主知悉性騷擾事件時，應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並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但是，被害人基於不想把事情鬧大等個人考量，不願進入處理程序，在準則中也進一步規定，僱主仍必須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台北市性別平等工作會委員郭玲惠在今年2月由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舉辦的「 性騷擾防治新規與解析」研討會就提醒僱主，性騷擾防治，有「三個不能等」，首先是「不能等司法」，亦即不能等被害人提告才處理；再來是「不能等證據」，就算是匿名檢舉也要處理；第三是「不能等申訴人提出申訴」，僱主知悉就要處理。她強調，即便申訴人與被申訴人於調查時和解，也不會免除僱主的防治義務，因為申訴人反悔還是可以提告，僱主都必須謹慎處理。



除了母法提到的敵意式、交換式、權勢型等性騷擾，勞動部在準則中也明定應審酌可能觸犯職場性騷擾的類型及樣態，除了觸摸、擁抱、親吻等侵犯身體的行為，並將「不適當的凝視」、「嗅聞身體」也納入，也將「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也列為職場性騷擾的樣態。

雖然婦團認為「不當凝視」的認定不易，建議勞動部要有應用實例參考，但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認為，將其列在樣態之一，「更重要的是一個教育與宣導」。吳姿瑩認為，雖然《跟蹤騷擾防制法》已經上路，但是不同場域讓被害人可以有更多法規運用是正向的，「反覆或持續跟隨或追求」的行為可以進到《刑法》處理，也可以用行政法裁罰，目的是讓僱主提出更積極防治作為，對於被害人來說最重要是不要再受到騷擾影響。

但是，性平三法修法上路，仍然有三個問題仍未解決，或是衍生更多的爭議，沒有辦法真正接住所有的被害人。



問題一：性平三法的競合問題

前勞委會主委、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王如玄指出，過去性平三法施行很大的問題是《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競合，常讓第一線的警察、僱主、受害者不知道要依哪個法走受理或申訴的途徑，原本民團在去年修法是希望整合三法，可以釐清，很遺憾非但沒有，還產生一些疑點。

王如玄說，去年性平三法修法，有將部分原本《性騷法》規範劃歸到《性工法》，但是也有一部分從《性工法》移到《性騷法》，劃分有2個標準，只要受僱者是在「公眾出入場所」執行職務時，被「不特定人士」騷擾，修法後是劃歸《性騷法》調查。

這會產生什麼問題呢？政府櫃台服務人員或捷運站務人員遭到洽公人員或旅客性騷擾，這屬於「不特定人士」騷擾是沒有爭議，但是像是百貨公司櫃姐若是遭到專櫃VIP性騷，王如玄指被害人與行為人已有連結關係，甚至可能是好朋友，是否認定為「不特定人士」？

王如玄再舉醫療院所為例，負責掛號櫃台人員是面對「不特定人士」沒有爭議，但是醫院在診間若遭到性騷，病人算不算「不特定人士」？若在醫院病房，護理師受到性騷擾，住進來的病人「算特定還是不特定人士」。另一種情況是在高齡社會，照顧服務員會被派到私人家庭提供照顧服務，若遭到性騷擾，算不算是在「公眾出入場所」執行職務？

王如玄說，依她見解「不特定人士」應該係指「僱主管不到的人」。上述情況都是來自相關企業、單位的焦慮，詢問勞動部與衛福部的見解也並非相同，為避免性平三法適用判斷上的疑義，影響事件後續處理與被害人權益，政府相關單位應定期進行跨部會的實務案例與法律適用討論。

她呼籲，若有疑義政府部門就應該協商，有必要開個案檢討，讓企業有所依循，清楚訂定指標讓各界有所依循。勞動主管機關亦應提供各縣市被害人諮詢扶助資源與窗口，以利企業與民眾洽詢。



問題二：調查專業人才有到位嗎？

《性工法》新修規定，性騷擾申訴調查要有外部專業人士，可自勞動部建置的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擇聘，民間團體、勞團及法界都認為若經由公正第三方協助，由公正第三方進行個案管理，可使申訴處理機制更透明，更符合修法目的並得使勞工信賴。

然而，勞動部去年11月底頒布《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卻被婦團批評是倉促上路，培訓、審核機制不足，恐對性騷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

勞動部找《性工法》人才庫的做法，是與全國各地的律師公會合作，在農曆年後找律師參加2天「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營」。一名參加台南場的律師透露，課程內容包括新法法規解析、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與增能、調查策略以及調查報告實際演練等。

婦女新知基金會表示，教育部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多年的人才庫建置，清楚列出分階段訓練，包括初階、進階、高階及精進培訓，且每3年需參加相關培訓以延續資格，但勞動部卻規定5年1次的訓練，前置訓練設計又不足，能否建立足夠專業？

婦女新知強調，調查人員不但要熟悉調查機制，問話方式、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等也需要培訓。過去案例中，被害者遭質疑「為什麼不反抗？」「男性這麼強壯怎麼可能是受害者？」，若調查人員沒有相關敏感度，很難理解受害者處境，更可能對受害者帶來二度傷害。



王如玄也認為，職場性騷案中，還有勞資互動關係、受雇勞工的焦慮擔心，不是上兩天課就可以培養出來，需要很多實務案例演練，才能看到受害者處境及職場勞工面臨的弱勢處境，才能處理好案件，這也是教育部培訓分進階的原因，必須不斷精進。

王如玄強調，找外部專業人士不是只有調查性騷擾案件這件事，更重要是幫企業體檢，例如有員工宿舍發生偷窺，行為人是持鑰匙進入，要檢視為何宿舍沒裝監視器？鑰匙怎麼這麼容易拿到？鑰匙保管是否有問題？「重要是預防，對企業體檢，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問題三：受害者支持系統完善嗎？

現代婦女基金會去年7月承接台北市性騷擾防治服務專線，該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期間，共接獲235通諮詢電話，有33%來電者表述遭所屬公司不當處理性騷擾事件，如告知主管遭性騷擾後，主管試圖勸和、或忽視且無任何因應，甚有影響被害人工作權益之案件，使被害人們原期望能獲得主管協助，卻感到遭公司背叛。

性騷擾受害者除了事件本身帶來的創傷，更因為缺乏求助系統的友善支持，導致身心再次面臨傷害，在修法後，雖然相關部會都有編列預算，希望提供以受害者為主體的「創傷知情」概念服務，但專業人員等資源並沒有一次到位，多數縣市政府僅提供性騷擾防治業務電話，未有全面提供有效且友善的社工服務。

在法令上，雖然要求僱主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但也只有明確規定500名受僱者以上的企業，要至少提供2次的心理諮商協助。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教授王珮玲說，相較於原本的《性平法》較為完善、《性騷法》也有建立體系運作，職場的性騷擾防治工作推動是最弱一環，當初修性平三法時，對《性工法》有很高期待，可惜的是「怎樣提供被害人更多支持」的功能並沒有被彰顯。

王珮玲說，性騷擾受害的當事人願不願意說出口，考量很多東西，在職場環境會遭遇明的、暗的攻擊，包括言語的不友善、工作派任的不友善等，因此被害人願不願意說出口，願意出來求助，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支持系統。

吳姿瑩認為，過去社會有個錯誤認知，認為性騷擾不嚴重，可以自己因應，但在婦團長期協助過程，當事人身心狀態很低落，多數原因是職場環境中其他人的不友善，處在敵意環境，是很受壓迫、很孤立面對整個企業。

婦團認為性騷擾事件與家庭暴力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第一時間皆需要受到心理支持，應該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範，建立完善的求助資源，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及法律協助、諮商協談等資源，給予受害者更多支持系統，服務到位還有很長努力空間。

健全的法令與機制，營造性別友善的環境，不只相關未完善的配套應該積極建置，更重要是政府也應積極入場輔導企業，才能確保性騷擾防治得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