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騷法周年2–1】噁男送按摩棒、監視器模型當禮物　她報警後為什麼要和解？

2020年台南的馬來西亞籍大學生遭跟蹤擄殺、2021年屏東的通訊行女店員遭反覆跟蹤騷擾後以假車禍擄殺……多起重大刑案促成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上路滿1年之際，立法究竟有無產生遏阻效果？對被害人而言真的是保護嗎？

台灣婦女團體從 2015 年就疾呼政府應針對跟蹤騷擾防制立法，行政機關立法進度卻停滯不前，使得令人遺憾的犯罪事件一再發生，例如台大宅王張彥文情殺案、被害人從高一就被跟蹤到大學長達5年的世新大學情殺案。

直到2021年4月初，屏東縣萬丹鄉通訊行曾姓女店員遭殺害一案，嫌犯在同年2、3 月間就曾數度騷擾、跟蹤被害者，曾女雖二度報案，但礙於法令無法聲請保護令自保，最後釀成曾女遭擄喪生的悲劇，引起社會嘩然，才促使行政院在同月底加速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並在同年1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2022年6月1日正式實施。

《跟騷法》規定對特定被害人「反覆或持續」且「與性或性別有關」的八大跟騷行為可以入罪，警方受理報案，會向行為人發出書面告誡，若兩年內再犯，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跟騷保護令，法官若認為情節嚴重或嫌疑重大，得預防性羈押。



刑期低怕被報復　選擇和解並搬家躲避
Ada（化名）是原本在中部某間科技公司上班的OL，因為外貌出眾，常遇到有人搭訕，她都會斷然拒絕，某一天她如往常拒絕一名男子的搭訕詢問電話，沒想到是噩夢的開始，她不曉得自己已成為對方跟蹤的「獵物」，不只每天騎車跟蹤她上下班，而且開始在她上班時停放停車場的機車，用塑膠袋裝著不同的「禮物」。

裝掛在她機車車架上的東西，從起初的按摩棒、色情漫畫、SM道具，最後看到一個像是監視器的模型道具，讓她非常害怕，「他是要警告我，他一直監控著我的生活嗎？」最後她鼓起勇氣報警，在檢警調閱監視器鎖定嫌犯後，嫌犯也依《跟騷法》遭到起訴。

不過，若不是攜帶凶器或危險物品的「加重跟騷罪」，依照《跟騷法》是告訴乃論，Ada最後選擇跟該嫌和解，撤回告訴，因為她聽說《跟騷法》判刑最重也只有幾個月，她很怕嫌犯出獄後會報復，反而受到更嚴重的持續跟騷，不過，為了自保，她辭掉工作，搬回南部老家重新生活。



「我現在走在路上，看到監視器時會很害怕，總覺得是那個人在鏡頭後面看著我。」Ada現在持續接受心理諮商，現在的她外出都盡量素顏且樸素打扮，只希望不要再遇到可怕的跟蹤騷擾。

小萍（化名）讀大學時因受不了前男友阿傑（化名）奪命連環叩而與他分手，但阿傑仍不斷傳訊息給她，希望兩人能夠復合，並處心積慮透過假帳號、社交網路掌握她的行蹤，甚至還會騷擾小萍的家人，小萍曾為此搬家，跟原來的朋友都斷絕往來，停用各種社群媒體，甚至剪掉長髮，改以中性裝扮，掩人耳目。

但是，原以為隱匿自己就好，竟然在隔了幾年考上研究所時，在非公開的系內發表會上，看見阿傑站在教室角落，還對著她微笑，當下胃抽痛，好幾天都睡不好、吃不下，在家人建議下出國好幾年，直到去年《跟騷法》上路，加上國內科技公司徵才，才鼓起勇氣回到台灣工作。

同樣靠心理諮商撐過來的小萍感慨地說：「或許那個人早忘了我，但他卻是我揮之不去的夢魘！」可是自己的人生還很長，現在有法令制度對被害人有較多保護，「犯錯的不是我，我的人生不該被別人左右。」

一天9起跟騷案　比原本預估的少6成
根據警政署統計，《跟騷法》上路至今（2023）年4月底，警方共受理2724件跟蹤騷擾案件，平均每天約發生9件跟騷案，其中一般跟騷佔57.4%，家暴跟騷42.6%，家暴跟騷多為未同居伴侶。

9成被害者為女性，加害人以男性佔多數（85.2%，2,322人)。跟蹤騷擾行為態樣方面，以通訊騷擾最常見，其次是盯梢尾隨、監視觀察。



警方一共核發1957件書面告誡，警方建請羈押有52件，但從《跟騷法》上路至今年3月，只有23件經法院裁定准押，比例約4成5，全國共聲請136件保護令，125件已審理終結，其中准予核發為79件，比例約63%。

警政署在《跟騷法》立法前曾預估，1年會有8000件跟騷案，然而，上路將近1年成案不到4成，是立法產生遏阻效果，還是制度有不足之處，導致出現很大落差？

台灣防暴聯盟前理事長、暨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王珮玲分析，可能與立法將跟騷行為限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當初學界及婦團界就質疑這種限縮，因為《跟騷法》的立法目的應在於「預防性」，很多事件應在事發當下先有預防或保護的機制，才能貼近被害人的需求。

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王秋嵐表示，「與性或性別有關」是根據「性平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的專有解釋，包含生理性別、性取向、性騷擾、性侵、性別歧視都囊括其中，民眾常會誤解是「男性騷擾女性」可以、「女性騷擾女性」不行，還有一種情況是男女朋友分手後，因為交往時有債務糾紛而反覆跟蹤騷擾，這能否認定符合「跟蹤騷擾」要件？還是債務糾紛？是有爭議，另一種是有些專業人員遭到挾怨報復，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工被行為人跟蹤騷擾，也不適用《跟騷法》定義。

台北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偵查佐潘貝玲說，有一名亞斯伯格症的行為人，在網路上關注一名兒子也有亞斯伯格症的女作家，因為她常會在臉書粉絲社團上分享如何教育亞斯伯格症的孩子，但是該行為人認為作家的說法是不對的，不僅肉搜找到女作家的通訊等資訊，並且不斷用各種方式及管道，要求作家要更正說法，起初是一連串留言辱罵、威脅，後來還遭到假帳號攻擊、撥打無聲電話騷擾、跟蹤監視，作家不堪其擾報警，但跟蹤騷擾必須符合「性與性別」的定義。



不過，潘貝玲觀察，還是有很多跟蹤騷擾的行為，起初雖無法成立「性與性別」的定義，但是在反覆騷擾行為後，行為人會對被害人產生情感，經歷一段時間地延續，符合「跟蹤騷擾」要件。

王珮玲說，法令設限牽涉到每個人對「性與性別」的判斷，不只民眾自己設限，執法單位及一線人員判斷，也會有很大的出入考量落差，不見得每個人看法不一致，從民眾人權角度，基本保障的平等，一個人同樣受到跟騷，不論是同事之間或各式各樣關係，都應該受《跟騷法》的保護才合理。

行為人的感情宣洩出口　轉移由家防官承受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律師王如玄觀察《跟騷法》施行1年，還是發揮法治教育作用，她認為最重要是社會觀念的改變。過去可能認為「愛一個人有錯嗎？追一個人有錯嗎？」，或者停留在「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台語俚語「棚下站久就是你的」觀念，但重點在於「有無違反對方的意願」，當對方說「你不是我的菜」仍追求造成干擾，就是跟騷違法行為。

王如玄以書面告誡核發後，就有8至9成的行為人停止行為，證明國家公權力站出來，透過書面告誡讓行為人知道本身行為是犯法，達到嚇阻作用。《跟騷法》也更全面保護被害者，過去性騷擾是行政裁罰，跟蹤騷擾是刑事犯罪行為， 不論在校園或職場，在「性平三法」之外，有《跟蹤騷擾法》可以達到更好的嚇阻效果。

潘貝玲觀察，跟蹤騷擾的行為人，很多是因為感情沒有宣洩出口，北市警處理跟騷個案時，會由各分局的家庭暴力防治官定時詢問行為人，最近的工作狀況順不順利，生活方面有沒有什麼困擾，一來透過關心讓行為人的感情有所宣洩，二來也藉此掌握所有行為人的行蹤。

「由警方來承受，總比被害人受到影響要比較安全。」潘貝玲說，家防官們討論時總會開玩笑說，自己成為行為人的轉移目標，甚至還有行為人真的三不五時主動打給家防官「聊心事」，實際上也的確有行為人在得到關心後，不再騷擾關係人的成功案例，

潘貝玲以警察的實務執行觀察，相較於其他家暴、性侵等犯罪行為人，大多數跟蹤騷擾行為人的行徑，並沒有很難控制，「只是需要長期定時關懷訪視」。



未來，除了如何強化行為人的定時關懷訪視，被害人是否能夠落實得到如家庭暴力、性侵的社工機制，也需要關注。

很多被害人因長期被跟蹤、騷擾，出門前必須戴帽子、墨鏡，以保護自己；為躲避騷擾、威脅，被迫得搬家、離職、換工作，甚至遠離自己的社群網絡，久而久之便脫離社會，甚至因此患上恐慌症、憂鬱症。

王珮玲說，警察第一線受理時，雖然會問被害人需不需要社工輔導，但實際案件不多，有可能是被害人認為自己不需要，也可能牽涉到警察怎樣說明、怎麼轉介？且服務窗口及社工服務的資源有無到位、如何操作，也是未來應該要持續檢視關注。

「企鵝妹」遭跟騷　不同樣態行為應修《社維法》
《太報》檢視去年6月《跟騷法》上路至今年3月的51件司法判決案例，發現雖然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罪者，最重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判決最重的案件量刑是7個月，且是跟蹤、持刀堵前女友的行徑，其他有一件是因毫無悔意判決6個月，多數則是2個月以下、拘役或罰金，另有一件是判緩刑但要求每月定期接受相關治療。

王珮玲說，刑期有無達到嚇阻作用，也會影響民眾求助的意願，必須要長期追蹤，希望警政署未來可以針對再犯的情況做研究，併同當初法案上路時，內政部同意施行2年後滾動檢討，讓法令可以制定更完善、更能保護被害人的制度。



南韓實況主「企鵝妹」近期在台的徒步環島，曾發生在新竹、新北兩度遭到網紅或黑衣男跟蹤數小時，透過直播放送，警察都接獲通報立即到現場處理，但也讓人對這是否符合「跟蹤騷擾」範圍的爭論。

王秋嵐說，企鵝妹環島，民眾是因好奇還是什麼原因，也無法確定有無犯意，案件認定上是很難判定是「跟蹤騷擾」，然而實際上有人跟在後面的確很恐怖，也造成當事人的困擾，警方要如何及時處理，未來檢討「跟蹤騷擾」法令配套，應一併修訂《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無故跟追，或其他像是鄰居騷擾滋事，透過提高罰則，或相關騷擾情事的規範納入。

台灣向來為亞洲性別暴力政策領頭羊，卻在跟蹤騷擾防制的立法上比人家慢半拍，法令施行至今，雖然的確達到一定嚇阻，但是如何強化預防性干預，給予被害人更完整的保護，還有很多精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