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校事會議淪教師刑堂？地方忙找「緩衝墊」 等教育部提解方

「校事會議」制度上路逾5年爭議不斷，教師團體連年上街抗議濫訴、「學校變刑堂」，對此，教育部雖在今年1月修正《教師解聘辦法》，在啟動調查前設下多道緩衝，然而這個辦法教團不買單，如今又遭立院多數黨退回，須於2個月內再檢討；中央在各方衝突裡舉步維艱，為此各地早已開始自救，不管是今年才入法的輔佐人、獨步全台的輔導團，或引進勞資協商制度的團協……各自設法在現行體制下，鋪下更多緩衝層。

檢舉電話接通後，接下來許多事，都不是學校能自己決定：幾天內決定受不受理、再幾天內召開校事會議、要不要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期限多長、訪談要不要錄音、報告怎麼寫……每個步驟都有規定，沒規定的步驟也可能埋藏陷阱，被檢舉的老師跟學校，可能此時才第一次認識這套流程，卻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釐清事實，也因此衍生諸多爭議。

那麼在流程起跑前，有沒有機會再多點緩衝？這正是台灣教育現場最焦頭爛額的難題之一。

矯枉過正？教師團體抗議遭濫訴

隨著時代觀念改變，我國在2019年6月翻修《教師法》，加強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後續教育部並在隔年6月訂定《教師解聘辦法》，新增校事會議制度，處理涉師對生霸凌、性平、體罰等樣態；根據國家人權會統計，過去106-108學年間共1195件投訴案，其中39.2%啟動調查，而《解聘辦法》上路後，109-111學年共3446件投訴案，65.8%啟動調查。

制度運行3年後，為避免疊床架屋，教育部於2024年4月再修《解聘辦法》，將性平以外事件全部整合由校事會議處理，且為免爭議，調查小組由部分為校內代表，改為全數外聘；根據國家人權會報告，修法後的113學年，全國就有2486件投訴案，其中78.1%啟動調查。

國家人權委員會曾發表對於教師檢舉、調查詳盡數字。資料照，國家人權會提供

飆高的投訴案件、調查啟動率，加上調查啟動後，教師可能須先停聘等候結果出爐，也引起教師團體抗議「濫訴」、「學校變刑堂」，並呼籲廢除或檢討校事會議。

為此，教育部於今年1月再次修正《解聘辦法》，新增輔佐人制度、排除匿名檢舉，並明訂召開校事會議前，校長須先邀親師等代表3人召開會議，決議是否受理案件。不難發現種種作為，目標都是在投訴與校事會議啟動之間增加緩衝，運行一學期後，根據教育部統計，1到5月共313檢舉案，較去年同期586案減少，且受理送校事會議比率降為22%，原為82%。

然而這個數字，並未獲得教師團體支持，各教師會、工會仍頻頻呼籲廢除制度，而立法院則在今年7月的尾聲，由藍白立委排審並退回教育部1月修正的《解聘辦法》新制，要求重新檢討，教育部須再提出新辦法。



防調查委員「靠感覺亂問」 輔佐人盼調查回歸客觀

其實建立緩衝機制，早就是現場努力的方向。

新制的輔佐人制度，過去在《行政程序法》就有規定，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過去就有幫教師會員擔任輔佐人。法律副執行長吳忠勳說明，過去確實有少部分學校，會拒絕讓老師請輔佐人，教育部明訂入法，學校就不得拒絕輔佐人參與。

對此吳忠勳說明，通常教師來求助時，他們會先會談瞭解情況，有些學校完全不提供教師被檢舉內容，輔佐人就會告訴對方接下來可能面臨的程序，如果學校有提供檢舉內容，就可以進一步分析。

接下來，輔佐人多半會陪同教師一起接受調查，主要目的則是確保過程合乎法規。吳忠勳舉例，比如老師被投訴遲到時，內容可能只是學生說「老師都很晚進來上課」，但到底是多晚？怎樣叫遲到？他們就會提醒調查委員，要依照各縣市的教師出勤管理要點規定，以及有明確的時間佐證，才能判斷狀況，而非單憑學生主觀意見。



他也坦言，有時候訪談後，很明顯老師的狀況就是違規，「我們也會跟老師分析，這就是明顯違法，讓他們有心理準備」，比方說目前規定罰站不能超過一堂課、每天不超過兩小時，有老師會認為，加總不超過一節課就好，於是要學生每節下課都罰站，或有時連罰好幾天，但這其實明確逾越了法規。

另外他提到，有些調查委員在調查過程裡，會用誘導、威脅恐嚇的方式跟教師說話，但如果有輔佐人時，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前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林穎欣擔任輔佐人時，也有過類似經驗，他分享過去調查委員品質良莠不齊，「所以怎麼問、問什麼，都是他自由心證」，也有人會用恐嚇語氣詢問，甚至有的案子，沒訪談當事人就想結案，但在有輔佐人加入後，明確感受到委員的態度有所改變。

儘管能有效協助教師，但林穎欣對輔佐人制度並不樂觀，他認為，輔佐人與其說是保障，不如說是校事會議的補救措施，「其實是副產品，修正bug用的，像是調查流程不齊、欺負教師不知道流程。」

因應繁瑣通報流程　基隆首創「校園事件輔導團」

其實，不只是被投訴的教師不清楚流程，許多學校對此也一個頭兩個大。

為了協助各學校精進教學，過去各學科，多半都有設置中央或地方的輔導團，多由資深校長或主任組成，負責舉辦教師工作坊、諮詢座談等任務，比方數學輔導團、英語輔導團等，而基隆市從去年起，由基層由下而上建立「校園事件輔導團」。



所謂的輔導團「召集人」、七堵國小校長林志彥談到，最初發起的契機，是幾所中大型學校的學務主任彼此聚會時聊到，許多學校無法應對複雜的校園事件程序，尤其人力不足的小校遇到突發事件時，容易被繁瑣程序弄得人仰馬翻。因此討論是否有機會聯合起互相幫忙，並在教育處的支持下成立團隊，目前不包括召集人共有7人，而不同於一般輔導團的任務多半有固定時序、可以預料，他們往往要臨時到各個學校「救火」。

林志彥指出，通常學校需要協助的原因，就在於時效及程序，比方說學校收到檢舉、通報時，校內要怎麼收案、要組織什麼委員會、進行什麼調查，調查可以進行多久，各項目要幾日內完成、如何回覆，「像是委員的性別比例要不要注意，有些調查內容必須要錄音、逐字稿要用什麼方式呈現等……。很多學校沒經驗，遇到的時候會整個慌掉」，然而若行政程序不完備，就可能導致「一步錯，步步錯」，面對申訴時被退回重新處理。

林志彥也坦言，校園事件處理時，除了程序外，更複雜是有許多需要經驗才會知道的「眉角」，每起事件都有其特殊性，而處理時要綜合考量，包含告訴人、被告訴人、家長，甚至校外教師團體、家長團體、民意代表的角度，若能由比較有經驗的學校，在遇到狀況時帶領其他學校，就可以更好地因應。



不過，目前在法規上，校園事件輔導團並無明確法源，因此缺乏如一般輔導團的法定經費，成員也無法減少授課時數。林志彥坦言，如此情況下，大家負擔確會較重，教育處已經有努力另外給予經費協助，減課也在爭取中，目前有望成功。

桃園勞資協商當制衡　高雄調處機制「親師先溝通」

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在日前，與平鎮高中、新勢國小及青埔國中簽署團體協約，學校接到對教師的檢舉或投訴後，不得直接啟動調查或召開校事會議，透過勞動法規來建立緩衝。

桃學產理事長陳俊裕說明，教育部在去年10月時就發布函示，學校收到檢舉時，不得直接啟動校事會議，須視情節、內容判斷，而在團協的保護下，往後若會員遭到投訴，學校開會決定是否展開校事會議時，教師代表若認為沒有達到須停聘、解聘程度，學校卻仍執意啟動，可由工會主張違反團協內容，進而啟動勞資協商。



陳俊裕指出，工會幹部都受過調查委員訓練，能判斷案件輕重，因此可以協助會員學校，各縣市跟學校簽訂團協的案例不少，但就他所知，只有桃園市將校事會議的啟動與否納入協約。

高雄市在日前發生教師墜樓身亡事件後，則由教育局出手，在今年6月推出親師生溝通調處機制。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李雅文指出，接下來會由教育局組成調處委員會，當遇到親師問題時，可由學校申請，並由外部專業人員協助雙方溝通，目前將於8月中進行人員培訓，「多多少少增加一點可能性啦。」



對所謂可能性，李雅文指出，許多投訴其實並非單純是老師有錯，而是老師跟家長對教育的理念可能有落差，對於像這樣的案件若能由外部協助，就可以降低申訴、衝突。

各種緩衝都是補救　教師團體：回頭檢討現行制度

除了事前的各項緩衝外，教育部近來也不斷再三強調，將提供教師法律支持。

但看在全國教師會理事楊益風眼裡，他對此並不樂觀，他粗估以台北市來算，至少需要6個諮詢中心，且考量教師上課時間，服務時段可能要從白天延長到晚上12點，每個據點在期間都要安排懂法律，又又懂教育的人員，「這會是很龐大的人力跟經費」，全國相加至少要30、40個中心，經費恐怕上看數十億。

楊益風指出，不管法律諮詢或是輔佐人制度，都是在彌補現行制度的不足，因此最該回頭問的是制度本身，投訴零成本，加上調查員專業度不夠，這些才是最該檢討的問題。



如今，立法院對教育部提出2個月期限，重新檢討相關制度。回頭來看，教育部長鄭英耀日前也曾在立院表示，校事會議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制度，若能恢復親師互信，「廢除校事會議當然是最終目標」，但夾在不適任教師如何處理的難題上，2月後的教育部會拿出什麼方法，還值得繼續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