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當2.37分遇上PISA：批判教育部，也請拿證據說話

教師節前夕，台灣教育產業工會公布教師意見調查，中央教育施政平均只有2.37分。段心儀據此撰寫〈2.37分的教育部長〉，從敬師影片一路批判108課綱、PISA、教師行政負擔及校事會議，最後下了「鄭部長不下台，教育不會好」的結論。

教育部當然可以批評，2.37分也值得警惕。但一個2.37分，究竟可以證明多少事情？我們要求教育政策建立在證據上，批判教育政策也應接受相同標準。

一、2.37分是警訊，不是全國教師的判決書

這項調查採網路問卷，共取得3,322份有效樣本，滿分10分。這些教師的不滿當然是真實的，也值得教育部正視。

但民意調查不能只看樣本數，還要看抽樣方式、母體結構及代表性。網路問卷具有自願填答的特性，對議題感受較強烈的人，本來就可能更願意參與。

假如今天教育部找3,000多名支持政策的教師填網路問卷，得到8分，然後宣布「全國教師給教育部8分」，我們會接受嗎？

同一把尺，也應該用來看2.37分。

因此，2.37分可以證明部分教師存在強烈不滿，可以成為教育部的警訊，卻不能直接等同全國教師的評價，更不能從這個數字一路推論教育部所有政策失敗。

段文又把敬師影片《一百分的形狀》拿來與2.37分對照，認為影片愈溫馨，愈證明教育部脫離現場。

其實，教師節影片呈現老師陪伴學生的一面，教師團體呈現老師承受行政與申訴壓力的一面，兩者可以同時存在。教育現場本來就有許多面向，不能因為一支影片沒有呈現所有問題，就把它當成教育部脫離現場的證據。



二、教師行政負擔是真問題，「滿紙荒唐言」卻不是政策分析

鄭英耀在教師節致全國教師的信中說，教育部要「把繁瑣的干擾拿掉，讓老師能安心專注於教學本質」。

這句話有沒有做到，可以檢驗。

第一線教師面對各部會政令宣導、成果照片、訪視評鑑、特教紀錄、輔導紀錄及數位學習成果回報，行政工作確實侵蝕備課及與學生相處的時間。這是教育部應該繼續處理的問題。

但近年教育部也已推動行政減量、教師心理諮商支持，提高導師加給、行政職務加給及鐘點費，並持續增加相關支持措施。

夠不夠，可以批評；有沒有效，可以檢驗。

行政減量沒有減到學校，就列出仍然存在的工作；心理支持不足，就比較需求與經費；加給不足以反映工作量，也可以拿數據討論。

段文卻把部長的信形容為「滿紙荒唐言」。

這四個字情緒很強，對理解教育問題卻沒有增加多少幫助。



三、108課綱可以檢討，「學生都變差了」需要證據

段文宣稱108課綱上路後，「教學10年以上的教師，都發現學生各科程度低落」，又引用國文教師、數學教師及「有大學教授」的觀察，認為文言文、數學、微積分及普通化學能力都在下降。

這些第一線觀察值得聽，卻不能直接當成全國性結論。

究竟調查多少教師？哪些學校？哪些科目？用什麼測驗比較？比較幾個年度？有沒有排除疫情、少子化、大學招生結構、手機與數位閱讀習慣改變等因素？

如果沒有回答，就只能說「部分教師觀察到學生程度下降」，不能寫成「教師都發現學生各科程度低落」。

文言文也是如此。

文言文篇數多少可以討論，學生是否應增加古典閱讀也可以辯論。但從「文言文減少」直接推論「學生語文能力下降」，中間還有閱讀量、家庭文化資本、數位媒體使用、教學方法及學習動機等因素。

教育研究最忌諱把相關直接寫成因果。

四、如果學生全面退步，PISA 2025怎麼解釋？

這是段文最難迴避的地方。

PISA由OECD主辦。2025年共有91個國家與經濟體、超過76萬名15歲學生參與。台灣學生科學540分、數學546分、閱讀508分，分別位居國際第4、第4及第3。

OECD公布的台灣資料還顯示，2022年至2025年間，台灣學生數學、閱讀及科學表現的變化沒有達到統計顯著。



PISA當然不能證明108課綱完美。

它也回答不了文言文應該選幾篇、微積分應該教多深，更不能涵蓋所有教育品質。

但它至少是一項大規模、跨國、使用共同測量架構的實證資料。

因此，若要提出「108課綱實施後學生各科程度低落」這麼大的命題，就有責任解釋PISA的結果。

不能一方面批評教育部「數據蓋牌」，另一方面碰到不符合自己論點的國際數據，就改用「有老師發現」、「有教授指出」取代。

教育評論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證據。

五、校事會議要改革，因果關係不能用一句話決定

校事會議是近年教育現場爭議很大的制度。教師擔心惡意檢舉、反覆申訴及漫長調查，即使最後證明沒有問題，過程中的心理壓力與名譽傷害也可能相當巨大。

這些問題都應該改革。

檢舉門檻是否合理？匿名檢舉如何處理？明顯不成立的案件能不能及早終結？調查時間能不能縮短？教師能否獲得充分的程序保障？這些才是制度改革應處理的問題。

但段文寫「校事會議逼死多少教師，大家記憶猶新」，已經從制度批評跳到了死亡因果。

教師不幸身亡，每個個案都有不同背景。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疾病、家庭及校園事件可能彼此交織。若要宣稱某項制度導致死亡，就應提出個案調查及因果證據。

制度有缺陷，可以改；教師承受壓力，應該救。但不能因為反對一項制度，就把所有悲劇都算到它頭上。

說到底，2.37分真正值得教育部注意的，是背後累積的教師不滿。行政工作過多、申訴風險增加、教師專業尊嚴受到侵蝕，教育部都不能迴避。

同樣地，PISA名列前茅也不代表台灣教育沒有問題。高低成就學生差距、閱讀習慣、教師行政負擔、AI進入校園後的學習方式及教師心理壓力，都需要處理。

但批判教育部也要使用同一把尺。

2.37分是態度調查，不是教育政策的期末考成績；教師的觀察值得聽，不能取代長期研究；教授的課堂經驗可以參考，不能直接推論全國學生程度下降；校事會議需要改革，也不能在沒有充分證據下，把教師死亡全部歸因於這項制度。

教育工作經常要求學生做一件事：拿出證據。

要求教育部如此，要求批評教育部的人，也應如此。

作者為退休校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