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替壞人辯護，也是一種人權：當選舉開始追殺律師的客戶名單

選舉可以檢驗候選人的品格、能力、公共政策與過去言行，也應該檢驗一個法律工作者是否曾違反專業倫理。但最近宜蘭縣長選舉出現另一種攻防：把一名律師過去代理過哪些刑事被告，一件一件翻出來，再把被告涉嫌的罪名轉化成對律師本人的道德質疑。

國民黨立委王鴻薇、林沛祥日前公開質疑民進黨宜蘭縣長參選人林國漳過去曾替性侵、詐欺、殺人、槍砲、毒品、家暴等案件被告辯護，並據此質疑他的公益律師形象及擔任「父母官」的適格性。林國漳團隊則回應，其中許多案件涉及法律扶助，批評這種說法混淆辯護與認同犯罪。

問題因此超越林國漳個人，也超越宜蘭一場地方選舉。

一個律師替我們最討厭的人辯護，究竟是他的污點，還是法治社會要求他完成的工作？

一、律師替誰辯護，不能直接變成道德罪名

殺人令人痛恨，性侵令人憤怒，詐欺更讓無數家庭受害。這些都沒有爭議。

但刑事司法有一條不能因為憤怒而跨越的界線：一個人犯了令人痛恨的罪，和這個人仍然享有法律上的權利，可以同時成立。

律師站在被告旁邊，並不代表他站在犯罪那一邊。

刑事辯護所處理的是國家能否依照法律證明犯罪、證據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當、法律適用是否正確、刑度是否符合責任。這些工作不是替犯罪背書，也不是對被害人傷害的否定。

我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說得很清楚：刑事被告受到《憲法》第8條及第16條保障，享有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與充分防禦的權利，而且保障從犯罪偵查階段就已開始，其中包括由辯護人提供「有效協助與辯護」的權利。

因此，真正可以追問林國漳的，是他辦案時有沒有違反律師倫理？有沒有教唆偽證？有沒有隱匿證據？有沒有利益衝突？有沒有用違法手段妨礙司法？

如果有，當然應該接受公共檢驗。

但如果證據只有「他曾經替性侵被告辯護」、「他曾經替詐欺被告爭取減刑」，那檢驗的其實不是律師的倫理，而是他的客戶。

這兩件事必須分清楚。

二、法律制度從一開始就知道：法官也可能判錯

為什麼刑事案件需要辯護律師？

因為司法制度從來沒有假定檢察官不會起訴錯誤、證人不會說謊、鑑定不會出錯、警察取得證據永遠合法，也沒有假定法官永遠不會誤判。

如果司法永遠正確，就不需要上訴。

也不需要抗告、再審、非常上訴及刑事補償。

這些制度存在，本身就是對司法權保持必要的謙卑：法院是由人組成的，人會犯錯，因此制度必須容許另一個人站在國家權力的對面，檢驗證據、質疑程序、提出不同法律見解。

這個人，就是辯護律師。

所以我們不能看到最後判決有罪，就倒過來責問：「既然他是壞人，你當初為什麼替他辯護？」

律師進入案件時，判決通常還沒有確定。即使當事人坦承部分犯罪事實，仍然可能存在犯罪構成要件、責任能力、證據能力、法律適用與量刑等問題。

法治國家不能先把一個人宣布成壞人，再決定他還剩多少權利。

三、最令人討厭的人，才最能測試我們相不相信人權

談人權很容易，真正實踐很困難。

替遭受迫害的無辜者爭取權利，社會通常容易接受；替一名涉嫌重大犯罪、已經引起公憤的人主張程序保障，才會遭遇真正的壓力。

這也是死刑爭論給我們的重要提醒之一。

無論一個人贊成或反對死刑，都必須面對司法錯誤可能發生，以及死刑執行後無法回復的問題。也正因如此，越嚴重的案件，程序保障理應越嚴謹。

同樣的道理也存在於刑事辯護。

我們可以強烈譴責犯罪，可以要求國家積極保護被害人，可以主張嚴格追究刑責。但不能因此推論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律師。

更不能要求律師先替客戶做一次「道德資格審查」，決定這個人值不值得得到完整辯護。

如果只有值得同情的人才享有人權，人權最後就會變成獎品。

四、付錢請律師，也沒有失去辯護權

這次政治攻防還出現另一個問題：有人追問林國漳代理的案件是否全部屬於法律扶助，如果不是法扶，而是被告自行付費委任，是否就不能再以「公益」解釋。

這個事實當然可以查證，候選人也可以說明。

但從法治原則來看，法扶案件和自費委任不能被混為另一個道德問題。

窮人需要辯護，付得起律師費的人同樣有權委任辯護人。

如果我們接受「法扶案件可以替重大犯罪被告辯護，自費案件就值得懷疑」，最後會形成非常荒謬的標準：律師可以替壞人辯護，但不能收律師費。

這不是現代律師制度。

真正應該接受檢驗的仍然是律師「如何辦案」，而不是「替誰辦案」。

五、為什麼全國律師聯合會要站出來？

9月23日，全國律師聯合會公開聲明，直接指出不應因政治喧囂而污名化辯護制度，並主張除非律師執業過程涉及違反律師倫理，社會不應單憑承接案件的類型，對律師人格與道德作高低評價。台北律師公會也表達相近立場。

這件事的關鍵並不在律師公會是否支持某位候選人。

專業團體真正擔心的是寒蟬效應。

今天政治人物可以拿一名律師替性侵被告辯護來攻擊他，明天另一個政黨就可以翻出另一名律師替殺人被告、貪污被告或毒品被告辯護的紀錄。

久而久之，律師接案前首先想到的，可能不再只是法律與倫理，而是：

「這個案子十年後會不會害到我？」

如果這種顧慮開始左右律師是否願意接案，受到傷害的就不只是律師，而是整個刑事辯護制度。

六、這不是台灣律師界自己發明的價值

國際法治標準對這件事情早已有相當清楚的方向。

歐洲理事會在2025年通過《保護律師專業公約》，這是第一個專門保障律師專業的國際拘束性條約，涵蓋律師執業權、專業權利、言論自由、紀律制度及對律師與律師組織的保護。其基本精神，就是確保律師能在免受不當干預的環境中執行職務。

這背後有一個簡單的法治原理：

不能因為律師替某個人說話，就把那個人的罪惡貼到律師身上。

否則恐怖分子的律師就是支持恐怖主義，黑道的律師就是支持黑道，貪污被告的律師就是支持貪污。

如此推論下去，刑事辯護制度根本無法存在。

七、選舉為什麼愈來愈喜歡這種打法？

因為複雜的制度很難在三十秒內說清楚，憤怒卻只需要一句話。

「他曾經替性侵犯辯護。」

這句話非常有政治傳播力。

至於無罪推定、正當法律程序、證據能力、有效辯護、強制辯護，要解釋很久。

這正是現代選舉中負面競選最值得警覺的地方：把複雜事實切下一小塊，抽離法律背景，再貼上一個容易引起憤怒的標籤。

接下來的推論就變得非常簡單：

他替詐欺犯辯護，所以他不在乎詐欺被害人。

他替性侵被告辯護，所以他的道德有問題。

他替殺人被告辯護，所以他不適任公職。

第一句事實即使是真的，也不足以證明後面的結論。

這就是政治攻防與公共論證之間的差別。

八、這套標準也應該適用所有政黨

這件事不能因為林國漳是哪一黨，就決定我們採取哪一套法律標準。

今天國民黨拿民進黨候選人的律師執業紀錄攻擊，我認為應該把專業行為與客戶身分分開；將來如果民進黨翻出國民黨籍律師候選人曾經替重大刑案被告辯護，也應該採取完全相同的標準。

同樣地，若候選人曾任檢察官，也不能只拿「某個被告最後無罪」、「某人當年獲得交保」，直接推論檢察官失職。

要批評，就拿出完整案件事實。

哪一項證據判斷錯誤？哪一項程序違法？哪一個法律見解失當？有沒有違反職業倫理？

這才是民主政治應有的公共檢驗。

九、選舉是一時的，制度留下來很久

我可以理解政黨面對競爭時，希望找到最能打擊對手的材料。越接近選舉，攻防也可能越尖銳。

但政黨仍然要考慮一件事：今天為了贏一場選舉所破壞的制度信任，選舉結束後還會留在社會裡。

如果我們告訴人民，律師替一個遭人痛恨的被告辯護，本身就是值得羞辱的事，那麼下一個面臨刑事追訴的人，可能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家人，或者一個最後證明遭到冤枉的人。

那時我們一定會希望，有一位律師願意不顧輿論站在旁邊，把卷宗看完，把證據問清楚，把國家權力應該遵守的界線守住。

我們未必要喜歡他的當事人。

甚至可以痛恨他的當事人。

但我們應該希望那位律師把工作做好。

因為辯護權存在的目的，從來不是證明被告是一個好人。

它要確保的是：即使面對一個全社會都認為是壞人的人，國家仍然必須依法辦案、依法審判、依法處罰。

這條線一旦因選舉而模糊，受傷的不會只有某一位候選人。

問題最後只剩下一個：

如果只有好人才配得到好的辯護，那還能叫做人權嗎？

作者為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