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送他一塊水晶牌！「FinFET之父」胡正明如何讓台積電從追隨者變領先者

有「FinFET之父」之稱的半導體科學家胡正明親筆撰寫的回憶錄—《拿出辦法來》一書近日出版。書中首度完整呈現胡正明如何從學術研究走向產業實踐，以技術突破，改變全球晶片設計與製造的發展軌跡。

當平面電晶體面臨微縮極限之際，胡正明帶領團隊進一步提出革命性的三維電晶體架構FinFET，成功解決漏電問題，延續摩爾定律的發展。如今，從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到人工智慧資料中心，FinFET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全球最先進晶片之中，深刻影響現代數位生活。

書中也首次深入分享胡正明於台積電擔任技術長期間的重要經歷。年輕時，胡正明一心想當大學教授，曾婉拒英特爾的邀約，選擇完成博士學業。多年後，為了回報教育他的台灣，他又暫別熱愛的校園，走進晶圓廠。

2001年，張忠謀送給胡正明一塊題著「拿出辦法來！」5字的水晶牌。當時，台積電要從技術追隨者走向領先者，這位暫別柏克萊、回台出任技術長的教授，肩負著尋找出路的任務。

在台積電的三年，胡正明也將研究經驗帶入企業，推動前瞻技術研究、強化專利布局，並建立技術人才升遷制度。從元件的創新到人才的培養，他協助台積電累積技術領先所需的實力。

新書推薦序由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親筆寫下：「初次聽聞胡教授，是在我還在求學的時候。當年讀到他有關半導體元件可靠性的研究，就知道他在這個領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學者。真正有機會認識他，則是在他加入台積電擔任技術長之後。而他在台積電服務的那三年，為我們日後的技術發展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天下文化近日釋出最新書摘，在〈張忠謀送他一塊水晶牌：「拿出辦法來！」〉章節中，胡正明如何讓台積電從追隨者變領先者。

胡正明寫道，2001年，張忠謀為我設立台積電技術長一職。我上任後，除了日常職務，他還交給我兩道長期課題：第一，把台積電從技術追隨者變成技術領先者；第二，讓台積電在智慧財產權上的收支達到平衡。所謂收支平衡，就是在專利權利金與授權金等項目上，付出去的錢不應多過收進來的錢。

當時的台積電已經展現出實力，尤其是它獨特的商業模式，但在技術上還算不上領先者。

2001年9月，為了提醒我，張忠謀送我一塊厚重的水晶牌。牌上最醒目的題字是：拿出辦法來！

雖然張忠謀把這兩道課題訂為長期目標，我卻必須盡快拿出辦法，因為我原本只打算在台積電待兩年，最後待了三年才完成任務回到學校。我知道他要的不是計畫，而是辦法。我打算先把解法推動起來；即使不能親自帶到開花結果，我相信台積電那支能幹的團隊也能接手完成。

技術領先要怎麼達成，我一進去就知道，這也正是我加入台積電的動力。我的策略是趁產業下一次技術大轉向時提早起跑。這就像一場特殊規則的賽車：跑到某個里程碑，所有車手突然都得放棄開慣的車，換上一輛全新的實驗車。到了那一刻，台積電和其他公司都會進入一場新的賽局。過去的成績未必能預測結果，真正關鍵的，是各家公司駕馭那輛實驗車的經驗。

下一場技術革命會是什麼，我剛好看得最清楚：那會是FinFET，以及後續的三維薄體電晶體。我也知道，當FinFET技術競爭開始時，台積電該怎麼站到前排。這場技術轉換會迫使所有公司重新起跑。我的辦法是讓台積電提早投入FinFET研究，先累積三維結構的製造與良率經驗。等產業真正轉向FinFET，台積電就有機會憑藉製造強項成為領先者，甚至站到最前面。

台積電率先投入FinFET研究，也會帶動其他公司投入三維薄體電晶體的研發。晶片公司就是這樣一邊競爭，一邊把整個半導體產業往前推。當然，這個計畫沒有成功保證。它之所以適合台積電，在於台積電沒有更好的選擇，不嘗試不是選項之一。我對這個方向有足夠的信心，立刻推動，並且把它當成通往技術領先這條長路上唯一的一注。台積電必須敢於懷抱希望。

張忠謀同意了我的計畫。他和我的主管、時任台積電副總執行長曾繁城，都沒有追問細節。張忠謀一點頭，經營團隊每一個人都支持。那就是台積電典型的決策與執行方式。

張忠謀交給我的第二道課題，也就是讓智慧財產權收支平衡，完全是另一回事。當時我毫無頭緒。FinFET或許可以成為其中一環，但那還要好幾年。我們需要更多，也需要更快。我不知道辦法會是什麼，但沒有回絕。這是我該做的事，而且我對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很有信心。幾個月後，我才找到一條清楚的路。

要說明這兩道課題後來如何落實，得先回頭說說，我是怎麼走進台積電，獲得和半導體業裡經營得最好的公司之一，以及最好的執行長之一共事的機會。

胡正明在書中提到，1996年至2000年那四年，自己的事業一帆風順。先後獲聘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講座教授與台積電傑出講座教授，後一個頭銜是台積電捐款給柏克萊加州大學設立的。這段期間，也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並獲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最高的教學榮譽。FinFET也成功做出並發表。

2001年，我正好可以向學校申請研究休假。柏克萊的無薪產業休假通常只有一年，但我有把握再爭取到第二年。淑玲願意把時間分成兩邊，一邊在台灣陪我，一邊留在美國，離孩子和雙親近一些。

雖然台灣的大學一直對我敞開大門，我卻認為，要回報曾經教育我的台灣，最有效的途徑是投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台灣是個小國，天然資源有限，經濟成長與外匯收入很大一部分靠電子業支撐。在台灣的半導體公司裡，台積電是最突出的那一家。

台積電會怎麼想呢？我知道能拍板的人是張忠謀。

我認識張忠謀很多年了。1985年，他從美國搬到台灣，出任1973年成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院長，後來又轉任董事長。1990年，工研院啟動「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計畫」，他邀我擔任指導委員會委員。共事期間，我看到也佩服他強勢而果決的領導風格，以及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他也因此相當了解我。

2001年春天，我寫電子郵件給張忠謀，說我一個月後會到台灣，想跟他見個面。我沒有說明來意。一個月後，我坐在他台北的辦公室裡，開口表示願意為台積電工作兩年。

張忠謀邊聽邊點頭。他抽了一口雪茄，只問我一個問題：台積電想跟IBM組成技術聯盟，一起開發最先進的技術，可是IBM開的價碼太高；那麼，跟德州儀器合作呢？

我知道他大半輩子都在德州儀器度過，也一直認為那是家很優秀的公司。但我老實告訴他，台積電要開發未來的先進技術，需要一個比德州儀器更強的技術夥伴。與IBM結盟太貴，英特爾又沒有理由跟台積電合作，剩下的選項只有兩個：一是找東芝，或另一家研究實力強、晶片業務卻在流失的日本公司合作；二是靠自己。他一邊抽著雪茄，一邊聽我回答。那與其說是一個問題，不如說是一場考試。我講完，他又抽了一口，點頭表示同意。

張忠謀拿起電話，安排我與當時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的蔡力行見面。

過程中沒有討論過我的職稱、待遇或其他條件。一週後我收到聘書，也沒有議價。台積電為我設了一個新職位：技術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