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站選讀】性、秘密、兄弟會

康乃爾大學兩年前發生的一起兄弟會性侵指控，最近因為一紙長達 101 頁的民事訴狀，再度在美國媒體上爆開。

事情發生在 2024 年 10 月。原告化名 Jane Doe 的訴狀說，她當時 20 歲，在 Cornell 的 Chi Phi 兄弟會聚會中，被幾名男學生誘使吸食據稱是 K 他命的藥物，之後在失去或嚴重降低行為能力的狀態下，遭多名男子性侵。訴狀一共指控七名當時的 Cornell 學生參與性侵行為。其中最令人震驚的一項指控，是有人在兄弟會的 Snapchat 群組裡發出 "free p***y upstairs" 的信息，之後又有其他男子進入房間。事後校方調查後將兩名男學生退學，女學生自己也退學了，其他細節可以看起訴內容。

老酥以前在 Yale 的時候，經常經過圖中這棟建築。這棟超級詭異的建築沒有窗戶，四面都是大理石外牆，連門都幾乎沒見開過。當時美國同學告訴我，這是小布希參加過的 secret society。對當時對美國文化幾乎完全無知的老酥來說，這些 fraternity、secret society 都是非常神祕的存在。但後來每次聽到 fraternity，腦中浮現的卻慢慢變成 frat boys、pledging、hazing、喝酒、party 等比較負面的印象。這次 Cornell 的新聞，又把兄弟會文化推上了風口浪尖。

其實，美國大學兄弟會最早的初衷，並不是喝酒、party、把妹，更不是性暴力。美國早期 fraternity 興起於 18、19 世紀的大學校園。當時的大學生活遠比今天封閉，學生受到校方嚴格管理，正式課程又高度集中於古典教育。學生於是自行組成小型社團，在課堂之外討論文學、政治、哲學，練習演說與辯論。像 1776 年成立於 William & Mary 的 Phi Beta Kappa，今天大家把它當成美國最高學術榮譽之一，最初其實就具有秘密學生社團的性質。

所以，最早的「秘密」代表的反而可能是一種信任：我們可以在這裡講外面不方便講的話。Brotherhood 也不只是排斥外人，而是一種互助精神：一群離開家庭、來到陌生校園的年輕人，建立友誼、互相照顧，形成歸屬感。甚至連入會儀式 initiation，最初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共同經歷：我走過你走過的路，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彼此有責任。

直到今天，許多 fraternity 仍然從事大量慈善與社區服務，提供學生領導與組織經驗；龐大的校友網絡也可能成為 mentorship 和職涯資源。對很多成員而言，兄弟會留下的是一輩子的朋友，而不是新聞裡看到的 hazing、酗酒或性侵。

20 世紀之後，隨著男女合校與 dating culture 的發展，「受女人歡迎」以及性方面的成功，逐漸成為部分年輕男性證明男性氣概的方式。到了二戰後，這種 aggressive heterosexuality 在某些兄弟會文化中變得更加突出。

於是 fraternity 逐漸出現一種非常複雜的雙重性格。一邊是友誼、慈善、領導力、菁英身分、社會資本與一輩子的人脈；另一邊則可能是 party、酒精、性，以及來自男性同儕的認可。

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也反覆發現，fraternity membership 與較高的性暴力風險存在關聯。一項 2007 年的研究甚至發現，在該研究樣本中，兄弟會男性實施性暴力的機率約為非兄弟會男性的三倍。更早期的一些研究，也曾指出 fraternity members 在校園集體性侵案件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這些研究有的年代已久、樣本與研究方法也各有限制，不能簡單推論「加入兄弟會就會導致性暴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兄弟會文化與性暴力風險之間的關聯，幾十年來一直是校園性暴力研究的重要議題。

而我覺得其中最值得思考的，其實是「Brotherhood」和「秘密」這兩件原本很美好的東西，是怎麼變質的。

Brotherhood 原本是：「兄弟有困難，我會站在你身邊。」但它可能慢慢變成：「不管兄弟做了什麼，我都站在兄弟這邊。」秘密原本是：「這裡是一個安全的空間，我可以相信你。」後來卻可能變成：「兄弟會裡發生的事情，不能告訴外人。」這時候，Brotherhood 就從互助，變成了忠誠測試；秘密從信任，變成了封閉；傳統從共同記憶，變成了不能質疑的規則。

一個群體越成功地建立強烈的「我們」，個人的良心、感知與判斷，就越有可能被群體身分凌駕。於是下一個問題就出現了：當「我們」這麼重要，「他們」還剩下多少重要性？當「我們」與「他們」發生衝突時，對自己人的忠誠，就可能凌駕於對外人的責任。這也是 Cornell 訴狀裡那句 Snapchat message 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那句話呈現的就不只是一個男人如何看待一個女人，而是一群男人如何在彼此面前談論、分享，甚至把一個女人當成獲取同儕認可的對象。性在這裡已經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行為，而成了男人與男人之間建立地位、認同與群體關係的一部分。而女人，反而成了模糊的「他者」。

當征服女性可以換取男性同儕的認可，而保護兄弟又被視為忠誠時，女性被去人性化、被物化。而性、男性氣概與群體權力，就可能形成一個非常危險的閉環。

兄弟會這種高度凝聚的環境，也特別容易出現社會心理學所說的「去個人化」與「責任稀釋」：一個人單獨時可能不敢做、不願做，甚至知道不應該做的事情，在一群人的氣氛中，個人的責任感卻可能逐漸消失。
於是，一件原本每個人單獨看都知道越界的事情，在群體裡竟然可能逐漸變得「正常」。這大概也是「秘密」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當一個群體開始把「忠誠」定義成沉默，把「傳統」定義成服從，把「兄弟」定義成不能背叛的自己人，那麼最初用來建立信任的牆，就可能變成一道隔絕良知與責任的牆。

所以 Cornell 這起案件留下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是在用群體的力量，讓彼此成為更好的人；還是在用群體的力量，讓彼此不必為自己做的事負責？

當兄弟會的門關起來以後，良心是不是也一起被關在了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