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站選讀】《拳力以赴》：立法院鬥毆的背後精密算計　

民代決定插手滋事，背後幾乎全有一套基本邏輯：他們想用暴力傳遞高成本訊號，向有利自己仕途的目標受眾展現「本色」。雖然這套邏輯的實際呈現方式取決於當下情境，但有三個一貫的主題值得注意。

第一，選舉規則是左右民代行為的基本要素。民選官員若想連任，就會對決定選舉結果的規則保持敏感。整體而言，選舉規則也會影響政黨強弱。

第二，鬥毆者必須讓目標受眾覺得訊號有用，必須引起受眾關注，讓他們有興趣接收訊號。但受眾也必須恰好缺乏一些資訊，這樣有關該名民代的訊號才對他們有意義。

第三，從我們的研究可清楚得知，全體選民從來不是訊號的接收人。實際上，一般選民對鬥毆的反應，恰好告訴我們藉著鬥毆傳遞訊號需要付出的代價。

以鬥毆作為高成本訊號

民意代表傳遞自我本色的訊號時，會認為向這類對象展現自我特別具有價值：這些行動者（一）能影響民代的未來仕途（通常攸關連任），但（二）或許缺乏足夠資訊，無從判斷該民代是否值得支持。當行動者的本色難以從旁觀察，又需要以某種方式向他人傳達真實本色時，往往就是訊號理論的用武之地。

舉例來說，某國確實已準備好開戰，但該如何確保他國能認清這一點？某個黑幫小弟對組織極度忠誠，但其他人當然也會自稱忠誠無比，他該如何與這些人區別開來？高成本訊號能提供一種途徑，讓行動者得以展現那些原本難以被觀察到的潛在特質。

高成本訊號是一種真正具備某種特質的人才會採取的行為，其他自稱具有相同特質的人卻不願意或無法做到（Morrow 1999, 88）。忠誠的黑道小弟寧可忍受牢獄之災，也不願配合執法機關。因此，坐牢就是區別此人與他人的高成本訊號，因為別人也會自稱忠誠，但在發現大難臨頭時反而會轉當汙點證人。假設某國想證明自己已下定決心開戰，當局的高成本訊號就是將部隊與軍事資源調往邊界。國家用這種代價來證明，自己跟其他只口頭宣稱會備戰的國家並不相同。

高成本訊號經常涉及暴力⸺有時與具體制度脈絡有關，有時是因為暴力創造成效。想展現備戰意志的領袖可能選擇用自家公民測試化學武器。這種測試不只能證明這個人絕非空口說白話，更能在多數人心中烙下恐怖的印象，完全相信這個人已不惜代價準備開戰。黑幫老大若想確定一個人真心忠於弟兄，不是執法機關的臥底，就會下令對方殺人。貨真價實的黑手黨會願意、而且有能力遵命照辦，臥底探員則因法令禁止，不能這麼做。在立法機關的情境下，我們又該如何衡量用暴力作為高成本訊號的價值？類似前述的情境，國會暴力也能傳達極致的決心與誠意，遠遠超出其他民意代表的口頭主張。



我們很容易看出上述暴力行為伴隨何種代價，但國會暴力的代價又是什麼？首先，暴力始終伴隨受傷的風險。出拳或動手推擠的人也可能傷到自己。立院鬥毆經常出現民代事後須送醫救治的案例。在南韓最後幾場重大鬥毆之中，就有一名反對派議員動用電鋸破開上鎖的議場通道，這種行為便很容易傷人傷己。

再來，有些議員因鬥毆而須承擔法律罰則。這類處罰的輕重程度從紀錄處分（正式留案、譴責、罰款、解除委員會職務、暫停議會特權等）到最嚴厲的開除公職不等。儘管這些罰則很少真正祭出，但參與鬥毆的人肯定記得有罰則。

最後且最重要的是，鬥毆還伴隨喪失民心的代價。一般大眾幾乎一定厭惡鬥毆。臺灣也有證據顯示一般民眾不喜歡鬥毆，鬥毆的民代可能要承擔選民支持度驟跌的風險（Batto and Beaulieu 2020）。烏克蘭參與鬥毆的議員葉霍爾・索博利耶夫（Yehor Soboliev）也明白鬥毆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策略，他還說就連自己的太太都不贊成他動粗。雖然黨派認同確實也會影響公民對鬥毆的態度（這一點我們接下來會再詳細討論），但將暴力用作訊號的鬥毆者往往得承擔名譽方面的損失，畢竟民眾普遍不認同他們的行為。

這份代價很高昂。民代大多時候會判定任何潛在利益都不值得自己付出這種成本。我們應該記住，民代幾乎總是會選擇不鬥毆。

有鑑於上述的這些代價，民代為什麼還想動用暴力？這套理論的另一個關鍵前提，就是每個民代都會為自己的仕途做打算。也因此，每個民代都想脫穎而出，成為值得支持的對象。心繫前途的民代為了脫穎而出，便可能藉國會鬥毆展現決心，區隔自己與其他民代。然而，確切的訊號內容與訊號的目標受眾取決於國會活動背後的大環境。圖 3.1 描繪出民代這套訊號邏輯的基本框架，並聚焦於國會鬥毆最重要的情境因素：反對派干擾。



書名：《拳力以赴：立委打架都在演戲？解密國會全武行背後的政治算計》
作者：鮑彤（Nathan F. Batto）、艾蜜莉・博利烏（Emily Beaulieu）
譯者：黃妤萱
出版社：一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