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專欄｜能不能拿到25萬，才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一件襯衫》創辦人黃山料發表關於月收3萬和月收25萬差別一文，掀起軒然大波。（示意圖來源／Unsplash）

碰到薪資差異，常見的論點之一就是「薪資成長要靠自己努力」。這種論點認為社會上充滿各種機會，想獲得更多收入的人可以精進自己的技能、承擔更多責任、創造更多產出，藉此獲得更高報酬。

這種論點顯然違反經驗事實。台灣目前各產業的薪資差距相當大，例如在主計總處去年12/19公布的資料中，薪資最高的「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不僅薪資中位數是最低的補教業的4.53倍，就連最低薪資都超過大多數產業的最高薪資。(註1)

同樣地我們也很清楚，外商公司與國內特定大企業的薪資與福利都大幅優於其他產業。

這項事實之所以會對「薪資成長要靠自己努力」論點產生衝擊，是因為某些產業的薪資成長天花板很低，某些產業薪資的起跑點卻則很高。這會產生三個問題：

1. 薪資特別高的產業或職位各自有自己的職能需求，未必適合每個人。

2. 即使你的個性或能力足以逐步轉到更高薪的職位，也不一定有足夠的金錢、時間、人脈、資訊環境去培養技能；失敗時你也未必有足夠的存款承擔風險。那些一開始就能進高薪產業的人，即使後悔了要轉行也比你容易。

3. 有技能又努力的人都集中在少數產業，對國家而言未必是好事。尤其如果是集中在外商公司，國家可能會喪失發展重要技術或文化的能力。

這三種問題的共通性，都來自於職訓與進修的成本是由個人或產業負擔，而非國家或社會負擔。以及技能的內容是因應既有的產業，而非未來的創新。如果你家裡沒有錢、一開始入錯行、或者在大學考試中失利，不僅進入社會的起跑點比別人糟，之後翻身的機會也比別人低。

這種風險個人化的體制，造成了扭曲的高競爭壓力、不同職位或產業勞動者之間的分裂、以及一旦搶到金飯碗之後就打死抗拒改變的問題。

產業薪資差異會產生三大問題。（圖片來源／Unsplash）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家Kathleen Thelen在《Varieties o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中譯版《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即將由經濟民主連合出版）中指出，美國、德國、丹麥這三類奉行不同類型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全球化時期的產業彈性以及社會分裂程度，和它們的勞工職訓與進修的成本由誰來負擔有大幅關係。

Thelen在書中的研究結果顯示，全球化時期的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產業轉型與創新壓力，使得各國低薪低技能的勞工比例都快速升高。

這時候將培訓成本交給每個勞工和商業市場決定的美國，以及將培訓內容與成本都交由產業負擔的德國，自然而然就出現了大批技能不如人、容易被外國低價勞工搶走工作、想進修也無路可出的民眾，而其他人對這群人的污名化，也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分裂，政治越來越不安。

而丹麥著重以國家公費給予所有人基礎職能教育、強調通用型（就是指不特別適合於某種產業的）技能、並給予所有勞工在職進修資源，進而使在職進修比例成為全歐最高，而那些在僵化體制中容易淪為弱勢的族群，例如生小孩之後需要中斷工作去育幼一段時間的女性，也因此獲得更多重返職場締造高峰的機會。

丹麥較強調通用型技能。（圖片來源／Unsplash）

至於技能的內容與學習方式，也會決定產業國家在全球化快速變遷時代的競爭力。

我們都知道產業的獲利能力會直接影響員工的薪資，而正如吳啟禎在〈公平經濟新圖像—一個勞動主權與創新機制的視角〉(註2)所說，在既有知識會快速過時的當代，如何維持員工與企業的不斷創新，如何讓員工擁有快速學習能力，自己想出新方法因應新挑戰，就會變得比員工是否擁有固定的特定技能更為重要。

而培育後者這種「自主學習」的能力，也不可能靠單一企業或個別員工，而需要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制度性支持。

我們當下的社會很喜歡強調個人的才能與努力，很喜歡鼓勵起跑點較差、薪資較低的人加倍力爭上游。坊間的各種成功學與勵志書也不斷強調光明的機會和一旦成功之後物質生活可以多麼美好。

但資本主義有許多變體，各國的政策並不相同，其中某些類型特別喜歡把力爭上游的風險與成本轉嫁給個人承擔。在這種風險個人化的制度中，那些只看機會不看風險與餘裕的成功學與勵志書，不僅對起跑點較差的人而言不切實際，甚至反而還會讓社會誤以為失業與低薪是個人不努力，甚至心態錯誤造成的。

＊本文初稿感謝朱家安在內容與編排方式上的寶貴建議

（本文為合作專欄，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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