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護志工2-1】沒有公權力的堅定溫柔防線　誰來為這群校區交通安全守望者撐傘

清晨七時許，當城市才剛初醒，一群穿著螢光背心、手持指揮棒的導護志工已站在國中、小學周邊的十字路口，為台灣的下一代撐起一把安全的傘。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無數個日曬雨淋的清晨裡，始終如一，沒有退縮？《太報》透過這些無怨無悔的志工視角，窺見這份「溫柔」背後，又承載多少不為人知的驚險與無奈。

一聲清脆的哨音，有人放下「停」的旗幟阻擋車輛，讓背著沉重書包的孩子們，能踏著安心的步伐走進校園，這是很多人習以為常可見的城市場景。但很多人不知道，撐起學童交通安全網的校園導護志工，是無給職，很多人一做就是10年、20年，他們沒有警察的制服，沒有開單的公權力，只有一件反光背心、一頂帽子，以及一顆在無數個日曬雨淋的清晨裡，始終不願退縮的心。

為愛站崗24年　從保護自己的孩子到守護整座校園

擔任導護志工24年的洪金菊，當年大兒子剛進入台北市東門國小就讀，校園周邊路口的交通由校方委外的保全負責指揮。「那時候我在旁邊看，發現保全人員其實缺乏專業的交通安全觀念，也沒有一套好的管制機制。」洪金菊回憶道。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總有一天必須放手讓他們自己上下學，但眼前的交通環境卻讓她無法安心。於是，當學校隔年宣布成立導護志工隊時，作為母親的她沒有絲毫猶豫，毅然決然地報名加入。

沒想到，這個為自己孩子挺身而出的決定，竟成了一輩子的承諾。從東門國小，到小兒子就讀的金華國小，再一路跟隨到中正國中，已經24個年頭，現在26歲的小兒子會問她：「我都已經出社會多年，妳為什麼還要繼續站（崗）？」她知道孩子是心疼媽媽，但她持續的動力也是「愛與牽掛」。

洪金菊至今依然在每週三中午的金華國小巷口，以及每週五清晨7點20分的中正國中路口，準時吹響哨音，「支撐我的，還有志工團隊間的那種『革命情感』，以及一份保護學童的正義感。」洪金菊笑著說。對她而言，每天只要多花半小時，就能護送一群孩子安全回家，「做對的事情就對了，這份信念一直沒有變。」





傳承佝僂背影的感動　把路口指揮變成社區連結的日常

在台北市文山區萬興國小服務約10年的楊琇媛，起初的動機是現代雙薪家庭的務實。大約10年前，為了配合就讀國小孩子必須在早上7點半前到校的作息，加上上班地點就在附近的政治大學，距離上班時間還有一段空檔，當時學校正好在推行「班班導護」（各班輪流推派家長），她就決定嘗試看看。

起初只是一個填補空檔的決定，卻在穿上背心後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穿上背心之後，會有一種使命感。」她說，這份責任感成了強迫自己保持規律作息、早起上班的動力，「那不只是交通指揮，更像是一種參與社區的方式」，每天早上，她會看到熟悉的孩子，有些孩子會揮手，有些會說早安，漸漸在每一次的點頭微笑中，與學童、家長建立起如同朋友般的熟悉感與社區連結，「校門口，就像一個縮小的城市。有人匆忙，有人焦慮，有人溫暖…」她像是心滿意足地說著。





真正讓楊琇媛下定決心將導護視為志業的，是隊上一位80歲的獨居阿公志工，「他不管是颳風下雨都會出來站崗，最高紀錄是一個禮拜站4天。後來我們怕他太辛苦，硬是幫他減到3天。」那位老人家不畏風雨、天天站崗，把導護當作自己的運動與社會連結，更把路過的每個學童都當作自己的親孫子般關心。看著阿公佝僂卻堅定的背影，楊琇媛深受感動，她在心裡暗自期許：「我也要像阿公一樣，一直做下去。」



缺乏執法權的「肉身擋車」　面對駕駛惡言與交通險境

然而，導護志工充滿人情味的堅持，卻在現實的街頭，不斷遭遇著台灣殘酷交通環境的猛烈撞擊。他們沒有執法權，僅能依靠一面旗幟，在鋼鐵洪流中「肉身擋車」，他們眼中的交通亂象，正是台灣校園周邊最真實的險境。

這24年來，洪金菊親眼見證了台灣交通模式的巨大變遷。車輛變得比以往更多，交通環境更加複雜，而駕駛人的素質，卻似乎沒有跟上車輛增長的腳步。

她最常看到的違規，是空間被無情地擠壓。在學校周邊的單線道旁，經常有貨車司機為了貪圖方便臨停卸貨，或是駕駛隨意下車買個早餐、上個廁所。更誇張的是，有些人會直接把車停在劃設好的「綠色標線型人行道」上，「他們這樣一停，原本該走在安全區域的學童，就被逼得只能繞到危險的車道上與車爭道。」

最讓她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是那些無視志工存在的汽機車。當她站在路口中央執勤完畢，準備向後退回人行道時，經常有機車或腳踏車直接從她身後「鑽」過去。「如果不隨時注意後方來車，真的非常容易被撞上。」更甚者，有些急躁的駕駛會無視已經放下的導護旗幟，硬是從正在過馬路的學童隊伍中硬穿過去；也有趕著上學的國中生為了搶快那幾秒鐘，狂奔橫越馬路。這些畫面，每一次都讓她嚇得直冒冷汗。



「那個路口的紅燈比較久，大概有50幾秒。有些排在後面的家長不想等下一個綠燈，竟然就直接在車道中間，讓小孩自己開車門下車！」楊琇媛看到最危險的行為是在紅線等危險處放孩子下車，這些家長或許覺得只是「一下下」，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讓一個半睡半醒的孩子獨自穿越車陣走到人行道，需要承擔多麼可怕的致命風險。此外，將車輛臨停在靠近斑馬線的紅線區，倒車時產生的巨大視覺死角，也時刻威脅著路過的行人。

導護志工的最高原則是「導護學童，不導護車輛」。沒有開單權力的她們，遇到違規只能從保護小朋友的角度出發「柔性勸導」，但換來的，往往是尊嚴的踐踏，常遇到駕駛翻白眼，甚至是惡言相向。



「我只是停一下而已，有必要這樣趕嗎？」這是洪金菊最常聽到的不耐煩回嘴。更有甚者，近期有其他志工因為勸導違停，到了下午竟然被不理性的家長「堵人」，持續進行言語辱罵。楊琇媛也遭遇過類似的挫折。「有家長硬要把車停在靠近斑馬線的紅線區，我們去勸導，告訴他倒車會有死角很危險。結果對方『見笑轉生氣』，搖下車窗就很兇地破口大罵。」面對這些無法理解志工用意的駕駛，無力感常常會湧上心頭。

雨具死角與人力斷層　高齡守護者苦撐的街頭危機

除了心靈上的委屈，硬體裝備設計上的不足，也會將志工推向危險的邊緣。

「雨衣，是我們最大的痛點。」洪金菊語重心長地指出。雖然基本的反光背心和指揮棒都有，但雨衣用久了不僅容易脆化滲水，材質更是異常悶熱。更致命的是「雨帽」，戴上後會嚴重遮蔽視線，形成巨大的視覺盲區。在滂沱大雨、視線本就不佳的情況下，志工無法看清兩側的來車，反而大幅增加了站在路中央站崗的危險性。



楊琇媛也深有同感。大雨時雨鞋積水、防水帽對長髮女性極不友善且阻礙視線的問題，始終是基層志工們每天必須忍受的困擾。

惡劣的交通環境與委屈的執勤經驗，也是導護志工體系面臨嚴重「人力斷層」的原因之一。



在洪金菊所在的志工團隊中，高達7成都是資深志工，平均服務年資動輒十幾年起跳，甚至有服務了3、40年的人，但許多已是接近70歲、面臨「被迫」屆齡退休的前輩。年輕家長的投入意願極低，每年僅有1到2位新血加入。在國中端，因為學區跨度大、到校時間更早，加上家長普遍認為「孩子大了不需要保護」，參與度更是低迷。

「現代年輕家長工作太忙碌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楊琇媛感嘆。儘管台北市教育局推出了「導護志工集點卡」，站滿10次可以兌換兒童新樂園或動物園的免費門票，這對吸引家長參與起到了一定的微效，但要補足龐大的人力缺口，依然是杯水車薪。



缺乏相應的盔甲　期盼工程革新與實質的法律後盾

站在第一線的洪金菊與楊琇媛，憑藉著多年的實戰經驗，提出了非常具體且務實的解方。

洪金菊認為，還是要從根本的硬體方面，例如都市計畫與交通工程去做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行人專用時相（人車分流）」是最有效做法，在上學尖峰時段，將行人與車輛的綠燈時間完全錯開。雖然駕駛人可能需要多等一個紅燈的時間，但這徹底解決了轉彎車流與過馬路學童交織的致命危險，交通及相關單位在劃設號誌與標線時，務必應當把「以人為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在教育與宣導方面，楊琇媛提出極具巧思的「反向教育」策略。針對那些貪圖方便在車陣中放小孩下車的家長，她建議學校可以拍攝「錯誤接送行為」的宣導短片放給學童看。「與其我們志工去勸導被罵，不如讓孩子回家主動提醒爸爸媽媽。」她說「當孩子自己開口說：『你在這裡放我下車，萬一我被撞到怎麼辦？』透過孩子去影響家長，那個阻力會小很多，效果絕對比我們去說破嘴還要好。」



而兩位志工共同呼籲是「見警率」。「我們不要求警察每天來站崗，那樣負擔太重了，但我們非常需要他們『不定期巡邏』。」楊琇媛強調。洪金菊也深表贊同：「只要有警察穿著制服站在路口，駕駛人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會自動收斂。公權力的實質威嚇效果，是我們志工無法取代的。」

靖娟基金會執行長許雅荏指出，在歐美與澳洲等國，導護人員具有非常明確且強大的實質法律地位。以英國與澳洲為例，他們有一群被親切稱為「棒棒糖人」（Lollipop Men / Women）的導護人員，因為他們執勤時會手持一根頂端為圓形的「STOP」標誌牌而得名。駕駛若是無視導護人員的指揮，在法律上等同於「闖紅燈」或是「拒絕服從警務人員」，屬於非常嚴重的交通違規行為。



反觀在台灣，依賴志工的善意與正義感，卻沒有給予他們相應的武器與盔甲。

洗刷惡名不能只靠志工熱情　台灣需要正視及改革

「導護工作需早起、忍受日曬雨淋，甚至要面對駕駛怒言跟廢氣。在感到疲憊或挫折時，是什麼讓您願意持續做下去？」

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洪金菊與楊琇媛的答案，出奇地一致且堅定。

楊琇媛溫柔地說，路過民眾、家長主動打招呼的一句「早安」與「謝謝」，這種正向的人際連結，是支持她持續站在路口的最大動力。洪金菊也強調「做對的事情就對了」的信念從未動搖，當聽見學童與家長的一句問候與感謝，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她便覺得這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



要撕下「行人地獄」的標籤，我們不能只依靠這群平均年齡漸長的志工們以肉身阻擋鋼鐵。它需要國家機關賦予實質的法律後盾，需要交通工程的硬體革新，找回每個人「上了車，依然是人」的同理與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