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觀點】從「洋流」到「類法西斯」：台灣知識分子的文明認知

近日，台灣有學者對「洋流」現象提出一系列批評，質疑沈伯洋競選團隊的政治傳播手法，甚至將其與中國的認知作戰相提並論。此前，他更以「類法西斯」形容沈伯洋，並在最近的臉書貼文中重申這項判斷。這些評論讓我感到不安，不只是因為我對「洋流」有不同理解，更因為「法西斯」這個詞，承載著遠比一般政治批評沉重得多的歷史與文明意義。

法西斯不僅是政治學概念　更否定人的生命價值

法西斯主義有其政治學上的定義，包括極端民族主義、威權崇拜、反自由民主、政治暴力，以及將個人權利置於國家或集體意志之下的思想與實踐。但法西斯與納粹又不僅是政治學概念。經過二十世紀的歷史災難，尤其是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與侵略戰爭，這些詞彙早已承載了現代文明深刻的道德判斷。對法西斯與納粹的否定，是人類付出慘痛代價之後形成的文明共識。

我對台灣社會理解這段歷史的程度產生疑慮，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2016年，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活動中穿著納粹軍服、揮舞納粹旗幟，甚至製作戰車模型，模仿納粹軍隊接受校閱。事件引起國際批評，校方隨後公開道歉。我起初以為，這只是一些高中生對歷史的無知。但當我看到後來的道歉，才意識到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這些孩子似乎並不真正理解自己錯在哪裡。

當時校長程曉銘公開表示，事件傷害了以色列等友好國家及相關人民的感情。後來，校長與老師還帶領學生前往以色列駐台辦事處正式致歉。向猶太民族表達歉意，當然沒有錯。但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強烈的疑問：難道他們以為，這件事的錯誤主要在於冒犯了以色列和猶太民族？

納粹對猶太民族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是現代文明永遠不能忘記的歷史。但納粹主義的罪惡並不僅止於對某個民族的迫害，而在於它從根本上否定人的平等、尊嚴與生命價值。當年的學生不是因為得罪了某個國家或民族才犯錯，而是因為他們將人類文明最深刻的歷史創傷，當成了一場可以模仿、娛樂甚至炫耀的表演。

台灣對歷史認識不足　學校、廣告人觸道德紅線

更令我詫異的是，校方事前審核過學生的活動計畫，卻沒有深入考慮其中的歷史意涵。校長事後承認教育與行政上的疏失，但從最初的公開說明與道歉方式，我仍然懷疑，負責教育這些孩子的成年人，是否充分理解問題的本質。學生不懂，老師沒有教懂，學校直到引發國際抗議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這究竟只是一所學校的失誤，還是反映了更普遍的社會認知落差？



台灣長期遭受國際孤立，與其他民主社會的歷史記憶及公共討論之間，難免存在認知落差。但問題也在於我們自己是否願意深究。尤其當事情涉及孩子，社會很容易以年幼無知、沒有惡意為理由，急於原諒、結束爭議。我當然贊成保護孩子，不應讓他們承受過度的羞辱與懲罰。但真正的保護，是讓他們理解自己的行為為什麼錯誤，而不只是教他們如何道歉、如何平息風波。

台灣著名廣告人范可欽的一段電視訪問，也曾讓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談到自己過去曾向外國客戶提議，以希特勒作為廣告主角，結果遭到斷然拒絕。他事後仍以文化差異來理解對方的反應。范可欽是成功的廣告人，也是熟悉大眾傳播的文化工作者，卻似乎沒有充分理解，希特勒在許多社會中並不是一個可以單純從創意效果衡量的歷史人物。這不是廣告品味的差異，而是對歷史罪惡的共同記憶，已經成為現代文明不可輕易跨越的道德界線。

這兩件事讓我開始合理懷疑，台灣社會對納粹與法西斯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個深刻的盲點。我們知道希特勒是壞人，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卻未必真正理解，為什麼現代文明對這些思想與象徵形成如此強烈的道德否定。台灣長期遭受國際政治的不公平對待，是台灣的委屈，但不能因此忽略我們自身對世界歷史經驗與文明價值的認識同樣有嚴重不足。

政治傳播不等於認知作戰　學者應有嚴謹論證

也正因為有過這些經驗，今天看到這位學者使用「類法西斯」一詞批評沈伯洋，我才格外敏感。

這位學者並非沒有提出理由。他列舉沈伯洋過去涉及陸配、政治對手及罷免運動的言論，認為其中存在政治排除與威權傾向的危險。這些言論當然可以批評，也應該接受公共檢驗。但從批評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論，到將其與法西斯主義建立聯繫，中間需要更嚴謹的論證。究竟哪些具體行為呈現了法西斯主義的核心特徵？這些言行是否已超越民主政治中的激烈對抗，構成對民主制度與基本權利的實質威脅？如果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類」字不但不能讓指控更加精確，反而可能使一個沉重的歷史概念，淪為政治論戰中方便使用的修辭。



這位學者研究傳播，對政治語言的力量理應有充分認識。我期待學者的批評不只是政治態度鮮明，更應當在概念運用與論證方法上展現相應的嚴謹。這不是要求知識分子放棄尖銳批判，而是要求批判的強度與論證的分量相稱。

至於這位學者對「洋流」的分析，我同樣有不同看法。他將注意力放在競選團隊如何塑造形象、營造聲勢、運用社群媒體，以及如何讓支持者相信自己正在參與一場自發的政治浪潮。他甚至認為，沈伯洋以揭露中國認知作戰聞名，競選團隊卻運用類似手法影響台灣選民。這些觀察涉及值得研究的政治傳播現象，但我認為他的推論存在一個關鍵問題：政治傳播並不等於認知作戰，有效的選舉動員更不必然意味著選民失去了自主性。

民主選舉本來就是政治人物運用各種合法方式爭取支持的過程。候選人提出理念、塑造形象、組織活動，選民則根據資訊與價值判斷，決定接受、拒絕或重新評估。競選宣傳當然可能誇大、誤導，甚至操弄，但是否構成操弄，應該根據具體內容與手法判斷，而不是因為一場政治運動具有成功的傳播策略，就將其支持者理解為被操弄的群眾。

洋流展現的是民主對話　選民仍可隨時改變決定

我對「洋流」的理解，恰恰與這位學者不同。我看到的是候選人與選民之間持續進行的對話。選民可以因為候選人的表現而改變看法，也可以因為新的事實、新的言論而再次改變。這場對話不會因為某場造勢活動的成功而結束，更不會因為一時的民調起伏而停止。這種不斷思考、比較與重新選擇的能力，正是我所期待的台灣民主的躍升。

我曾經為文呼籲，選民應該做政治人物的支持者，而不是粉絲。支持者可以認同，也可以質疑；可以熱情參與，也可以隨時改變決定。這是民主政治本來就應有的常態。不能因為選民的選擇與學者的政治判斷不同，就推論他們的自主性受到了操弄。選民不是等待學者揭穿幻象的被動群眾，而是民主政治真正的主人。



我並不認為沈伯洋的每一項政治判斷都正確，也不主張因為認同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價值，就應當為他的每一句話辯護。民主政治需要對所有政治人物維持批判的自由，包括對自己認同的人。但這種批判應該幫助社會理解問題，而不只是宣告誰在道德上失去了資格。

這也是我近來閱讀這位學者的一些政治評論時，逐漸產生的疑慮。我尊重知識分子批判權力的責任。然而，當批判從具體政治言行延伸到「類法西斯」這樣沉重的歷史定性，或將民主選舉中的政治傳播與敵對政權的認知作戰相提並論時，我們就有理由要求更充分的說明，而不能僅憑學者的專業身分接受結論。

歷史災難需要準確理解　反對法西斯用於政治攻防

我反對輕率地把政治對手稱為法西斯，也反對把這個詞當作一般政治攻防的工具。這不表示民主社會應該放棄辨識法西斯傾向。恰恰相反，正因為法西斯主義曾經造成如此深重的歷史災難，我們才更需要準確理解它、認真辨識它，而不是任由這個概念在政治論戰中被反覆消耗。

當年那些高中生的無知令人遺憾，教育者未能及時引導更值得反省；但如果連負有公共論述責任的知識分子，也不能慎重對待這些概念，那就不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問題。

台灣已經建立了值得珍惜的民主制度，也正在展現令人期待的民主活力。但民主的成熟不只是選舉的勝負、政黨的輪替，更包括選民的自主判斷、知識分子的論述責任，以及整個社會對現代文明價值的深刻理解。

我們不必因為台灣曾經遭受國際孤立而自卑，卻不能因此放棄對自身文化閉鎖的反省。當年那些高中生需要學習的，今天的知識分子與整個台灣社會，同樣值得繼續思考。

作者為旅居台灣中國民主運動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