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上路　歐洲人權專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沒用

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於7月正式上路，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哈特（Laura Harth）接受《太報》專訪時表示，自我認同為中國人，並不人免於成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中共企圖控制每個人，並迫使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哈特目前擔任國際人權組織「保衛戰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倡議主任，長期關注中國跨境鎮壓、人權及法治議題。「保衛戰士」近年發布《海外110》等調查報告，揭露中國在海外設立「警察服務站」，引發多國政府展開調查，也使中國跨境鎮壓問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哈特開宗明義表示，跨境鎮壓、域外適用（extraterritorial aspects）並不是新東西，都是中共法律中重複出現的概念，但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來以來有日益增加的趨勢，且對外愈來愈具有攻擊性與擴張性，類似法律接連出台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訊號。

中共應對異議人士的手法已大不相同。哈特指出，過去中共或許只希望「麻煩製造者」離開中國，但在資訊科技發展下，海外人士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下仍能與中國境內保持聯繫，因此中國著手跨境鎮壓，甚至越來越想把人留在中國。

自我認同是中國人也不能免於控制

哈特觀察，跨境鎮壓過去主要針對，高知名度的倡議者、異議人士，但現在不再只是針對某些明確群體或某些特定活動，有些案例是海外人士想要和中國境內的家人聯繫，為了不造成影響，只好自我審查，這正顯示中共希望在全球任何地方，控制每個人，並迫使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哈特強調，中共試圖透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來塑造個人的身份認同，但認為自己的是中國人，並不代表就能免於受到中共的影響，最早、最主要受到中共壓迫的，其實一直都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自己其實最清楚這一點。」

「保衛戰士」曾揭露中國公安機關以「警僑服務站」等名義，在全球多個國家設立海外警察服務站，涉嫌協助中國當局監控、施壓海外中國公民，引發外界質疑中國將國內治安與政治控制延伸至境外，侵犯他國司法主權。

因應《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上路，美國跨黨派參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謝安達（Adam Schiff）提出「停止跨境鎮壓法案（The 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欲提高外國政府代理人在美國境內脅迫他人的刑責，這是美國國會首次透過立法定義境外脅迫屬嚴重違法行為。

哈特也提到，世界七大工業國（G7）會議去（2025）年由加拿大擔任輪值主席，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將制定具體策略，聯合反制極權政府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人權捍衛者、宗教少數群體等實施的跨境鎮壓。

哈特也列舉，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司法部已經起訴多起案件，讓外界瞭解中共如何運作，英國、法國、德國與加拿大陸續端出外國代理人法或修改國安法規，建立舉辦熱線、聯絡窗口等，不過她認為：「特別是在中國議題上，很多時候仍然缺乏政治意願，去真正貫徹執行這些措施。」

海外警察站只是冰山一角

哈特強調，跨境鎮壓只是中共「統戰」工具箱的其中一個手段，還包括間諜、經濟脅迫等，真正的問題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有組織的統戰活動已經明顯擴張並發展，但各國政府對這個更廣泛、更根本的問題，仍然沒有投入足夠注意力，也沒有足夠意願去處理。

話鋒一轉，哈特表示，大家固然需要知道跨境鎮壓的樣態，但也要避免助長中國形塑「恐懼氛圍」，讓人們自我審查、不要參與某些活動，或是因此不要批評中共，做任何可能被視為批評中共的事情。

哈特認為，因此提高民眾認知時，應該結合全社會韌性。她認為，台灣與美國、日本、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合作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就是重要的機制。GCTF於今（2026）年6月在台北舉辦「建構韌性民主以因應跨國鎮壓」國際研習營，匯集來自29國的政府官員、學者及專家。

全社會韌性作為反制手段之一

除了政府的政治意願與反制手段，企業也扮演重要角色，哈特笑稱這是「百萬美元的問題（million-dollar question）」，無奈表示中共擅長製造槓桿，讓企業因依賴中國，讓他們「不要批評中國」、「反抗中國」。

哈特進一步提到，有些國會議員會接到國內企業人士的電話，原因是這些企業人士先接到來自中國方面的電話，對方告訴他們：「也許你應該去跟這位國會議員談談，不要讓他談論種族滅絕議題，你的投資可能會因此增加風險。」不過，許多國家已經祭出金融管制或境管措施。

哈特強調，因應跨境鎮壓，需要政治意願與政治行動，也需要公民社會的力量共同關注；民主社會真正要對抗的，不只是單一法律或個案，而是避免讓恐懼成為自我審查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