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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片轉型2之2】商業手法談白色恐怖 解嚴近40年歷史電影有新路線

    2026-01-15 08:05 / 作者 吳尚軒 / 記者
    《大濛》以喜劇為包裝講述白色恐怖歷史,也象徵如今對相關題材的處理手法已有轉變。資料照,李政龍攝
    2025年9月,台灣解嚴天數正式超越戒嚴,歷經近40年後,談論白色恐怖、威權時期歷史的電影不再是禁忌,更悄然轉型,從過去《悲情城市》的深沉凝視,到如今不管是《返校》的恐怖元素,或《大濛》的公路喜劇,當觀眾對相關題材逐漸冷感後,影視工作者又要如何透過商業手法,把前人的故事說下去,又讓人願意聽?

    回顧談論白色恐怖、威權時期歷史的電影,代表作莫過於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以深刻的長鏡頭描寫一個家族歷經政權轉的故事,折射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的無奈,並為台灣首次奪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導演萬仁於1994年上映的《超級大國民》,也是同一時代的代表,該片描述白色恐怖政治犯許桑多年出獄後,在逝世前意圖尋找往日故人墳墓的歷程。

    如今,相關題材電影開始顯現不同面貌,近年最為標誌者,莫過於由電玩改編而來的《返校》,透過校園恐怖片風格,訴說戒嚴時代校園異議分子遭壓迫的歷程,該片抱回5座金馬獎,更以2.59億元票房坐擁國片年度票房冠軍。

    《大濛》的敘事風個獲得不少觀眾喜愛。華文創提供


    來到2025年尾聲,話題之作莫過於導演陳玉勳的《大濛》,該片以導演一貫的喜劇風格,包裝小女孩阿月從嘉義北上,尋找政治犯哥哥屍體的公路之旅,不僅成為金馬大贏家,如今也力拼叩關億元票房;曾推出《紅衣小女孩》系列電影的瀚草文創,則有《那張照片裡的我們》,透過台韓愛情元素包裝,回顧1977年的中壢事件。

    解嚴時間多過戒嚴 學者:觀眾已不願到電影院聽訓

    從嚴肅路線到類型化、娛樂化的包裝,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陳儒修直言,背後因素是因為時代變遷,《悲情城市》上映於1989年,距離1987年解嚴才剛過2年,對當時的觀眾來說,還是令人的好奇題材,會想知道二二八禁忌如何放到大螢幕上,「可是這一招如果到今天來用就無效。」

    《悲情城市》上映時,白色恐怖仍是被視為禁忌的題材。資料照,翻攝牽猴子臉書


    台灣在2025年9月10日跨過了「民主換日線」,解嚴的天數1萬3937天,正式超越戒嚴的1萬3936天,這期間台灣人民經歷6次總統大選,以及大大小小的選舉、公投,社會上對於政治議題的觀點,已經逐漸不同。

    對此,陳儒修指出,觀眾看電影是為了放鬆、娛樂,過去的悲情牌已經不再能吸引觀眾。「大家已經不太願意到電影院聽2小時的教訓,講一些白色恐怖、血淋淋的東西」。尤其如今年輕觀眾對政治、歷史意識冷感,如果採取同樣的手法,更加難以吸引觀眾。

    他強調,歷史不能遺忘,但一定要包裝,不只台灣,日本的《國寶》也是案例。該片講述的歌舞伎文化,觀眾族群本來已經高齡化,但在電影大賣後,出現許多日本年輕人想去瞭解、體驗歌舞伎,代表年輕人並非不想接觸歷史,「是你給他一個機會,不要一開始就給那麼硬的東西」。全世界電影主要觀眾都是10幾、20幾歲,結婚前的單身男女和學生為主,從《國寶》到《大濛》都是一樣,用輕鬆方式包裝,但不省略背後嚴肅性,觀眾看完自己會去 Google、找資料,進一步瞭解背後的歷史。

    《國寶》上映後,再度激起日本年輕人對歌舞伎的興趣。資料照,取自傳影互動臉書


    溝通要靠商業手段 電影人盼從娛樂突破同溫層

    站在產業角度,資深電影行銷、牽猴子共同創辦人王師也持同樣看法。他指出,如今台灣談論二二八、白色恐怖都不是禁忌,甚至歷史題材的話題性已經慢慢減低,要思考是怎麼樣跨出同溫層、跟年輕時代溝通,就必須朝類型化發展,以及某種程度的娛樂化來發展。

    不過他也指出,這吸引的不只是年輕觀眾,《大濛》的票房裡,很大部分來自高齡觀眾的貢獻,他們可能基於對題材的關注,或對年代感的熟悉踏入戲院,即使平日週間仍有人到電影院觀賞,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電影人認為,如《大濛》這樣的娛樂化手法,更能突破同溫層。資料照,李政龍攝


    文化內容策進院董事長王時思則指出,除了電影外,包含影集《聽海湧》、《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甚至更早的《茶金》都是案例,這是商務的成熟,不會因為文化嚴肅性而排斥商業性,反倒把商業看成是創造影響力跟溝通的技術,另外也代表大家越來越願意正視、凝視自己的歷史。

    基本教義派質疑…歷史電影路線應更多元

    不過在目前政治環境下,政治題材始終免不了爭議。《大濛》便遭反對者批評為「亂編一通」、靠白色恐怖吃香喝辣,而該片在上映1個月後,則遭ptt電影版版主以宣傳已足夠、常引來政治文吵架為由,禁止轉發新聞,引來網友論戰;另一方面來說,亦不乏獨派、深綠背景支持者或網友,認為該片對白色恐怖著墨過少,甚至質疑不該以喜劇包裝的聲浪。

    對此,陳儒修則指出,他認為電影仍舊是商品,商品在行銷過程裡最怕被遺忘,「意思就是說,任何的好批評、壞批評都是好事,只要它成為討論的焦點,自然會引起觀眾的好奇」。反過來說,也不用期望立場對立的觀眾會進場,反倒是要爭取游移族群,只要有聲量出來,就有機會引起觀眾的注目,並解藉機行銷。

    《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以台韓愛情為包裝,描述中壢事件。資料照,瀚草文創提供


    王時思也指出,每部片都會有喜歡、不喜歡的觀眾,電影本來就無法取悅所有人,但讓本來不關心的人變關心,不知道的人願意走進電影院,這就是最大的意義。所謂基本教義派,或用較嚴格標準檢視文化內容的人,會面對的問題是很難擴大支持,尤其遇到代際傳承時,如何讓年輕人理解、知道,就變得很困難。

    但她也認為無妨,如今各種歷史題材都有人創作,有人拍面向商業的類型片,也有人拍基本教義的路線,台灣社會是多元的,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電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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