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奧斯卡得獎片拍他的童年故事　馬塞洛《我依然在此》寫社會縮影與獨裁悲劇

編按：台灣有白色恐怖，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也在1964年開啟軍事獨裁統治，直到1985年解除，歷時21年。當時，軍政府頒布新憲法，主張反共、國家主導發展主義，嚴格審查掌控媒體、人民的言論自由，最令人恐懼的是，軍方開啟鎮壓行動，許多被貼上異議標籤的人士被逮捕，有些人被酷刑、有些人被消失，至今仍不知去向。

電影《我依然在此》（I'm Still Here）的時空架構在巴西軍事獨裁時期，前巴西國會議員魯本斯派瓦（Rubens Paiva）在某個平常日，突然自家中被軍方人士押走，就此失聯。家庭遭逢巨變，面對茫然未知，魯本斯的妻子尤妮絲派瓦（Eunice Paiva）堅韌扛起家庭責任，不畏強權尋找真相，她與女兒們、夥伴們為推翻獨裁政權活躍多年，推動國家承認公民因政治活動失蹤死亡，並在丈夫死亡25年後拿到政府核定死亡證明。

《我依然在此》於2025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威尼斯影展最佳劇本獎，今年，台灣一卷文化出版社推出原著回憶錄，為魯本斯、尤妮絲的兒子馬塞洛（Marcelo Rubens Paiva）撰寫的回憶錄，從他的角度拼湊父親失蹤、紀錄母親如何面對創傷還堅強帶領全家生活。

他對台灣讀者說：「這是一個深植於巴西經驗的故事，但說到底，其核心所觸及的是全人類共通的處境。」


摘錄內文：

我母親在四十一歲那年成了寡婦。

青春期時，我始終無法理解那些抱怨父母保守的同學。我母親身邊的朋友全是一群「思想前衛」的人：作家、女性主義者、出版商、知識分子、人類學家、抽大麻的煙槍，嬉皮；更不用說那些遭到剝奪公權的政治人物、流亡歸來的人，以及四處追逐新聞的記者。家裡經常坐著外國駐巴西記者、國際人權組織的代表與外國政府的特使。好吧，我知道，這些我前面都講過了。

母親成了那段獨裁歷史的象徵人物。她親身經歷的一切，就是一則條理分明、無可辯駁的證詞，足以推翻軍政府精心編造的謊言。只要她還活著、還願意開口，那個謊言就無法成立。當時我們家進出的人潮是如此洶湧，以至於她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生活裡的瑣碎小事。

是的，我曾經憎恨過軍人，憎恨權力。然而，看著母親一路走來，我學會了另一件事：不要滋養仇恨。她從不以受害者自居；相反地，她總是把眼光投向更宏大的歷史脈絡，去理解整個拉丁美洲大陸的政經局勢，也明白自己只是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的一部分。

她就是巴西傳奇歌后艾麗絲．蕾吉娜（Elis Regina）在名曲〈悲傷的丑角與走鋼索的人〉（O bêbado e a equilibrista）裡所唱的，千萬個「瑪麗亞」之一：
「在巴西的土地上，瑪麗亞們與克拉麗絲們正在痛哭……」

她不沉溺在廉價的悲情裡，面對鏡頭她從未失控痛哭，也不把失蹤丈夫的照片印在T恤上穿著到處走。她不怨懟某個特定人物，她控訴的是整個體制。她從不畏懼，她的武器是字字千鈞的言語。

維爾吉利奧．戈梅斯．達．席爾瓦（Virgílio Gomes da Silva），代號「喬納斯」（Jonas）。他是一九六九年巴西政治強迫失蹤浪潮中，第一位遭到毒手的先驅。他最後一次現身，是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在聖保羅惡名昭彰的特務機構「邦代蘭蒂斯作戰中心」（Oban）裡。

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間，共有十五名政治失蹤者。隨後，這個數字瘋狂飆升到一百四十人。從那時起，獨裁政府已將處決與強迫失蹤制度化。真正的受害者已根本無法統計。如果把那些在軍方推動亞馬遜開發、農業拓殖而遭滅絕的原住民族部落算進去，這個數字將變得難以想像。

這是最早的一批失蹤者名單：Mário Alves de Souza Vieira，自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起失蹤；Jorge Leal Gonçalves Pereira，自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起失蹤；Celso Gilberto de Oliveira，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或三十一日起失蹤；我的父親，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失蹤；還有 Antônio Joaquim de Souza Machado、Carlos Alberto Soares de Freitas，兩人皆失蹤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Joel Vasconcelos Santos，三月十五日；Stuart Edgar Angel Jones，五月十四日；Ivan Mota Dias，五月十五日；Mariano Joaquim da Silva，五月三十一日；Heleny Ferreira Telles Guariba、Walter Ribeiro Novaes、Paulo de Tarso Celestino da Silva，三人皆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失蹤；Francisco das Chagas Pereira，八月五日；以及 Félix Escobar，一九七一年十月。

到了後來，軍方甚至連失蹤案件都懶得立案調查。失蹤，居然成了再尋常不過的日常。這種做法，後來也蔓延到整個拉美：在智利，自一九七三年起，約有三千人蒸發；在阿根廷，自一九七六年起，有一萬五千人被祕密處決。

失蹤者的家屬，不只是情感上，更在法律上，被困在一個不上不下的夾縫裡。（我們還有父親嗎？母親還活著嗎？孩子、孫子呢？活著還是死了？）體制冰冷的官僚條文，死死卡住了所有日常生活的運作。甚至連哪一天才算是他的忌日，我們都無法決定。

請注意，我在這裡使用的措詞是「自某日起失蹤」，而非「死於某日」。

我父親是在一月二十日被捕的。如今我們才知道，他真正離世的時間，是一月二十一日深夜至二十二日凌晨之間。可是，對我們家人而言，他的祭日永遠是一月二十日。儘管直到最近，我們才確知他死於二十一到二十二日之間，但我們絕對不會去改變，那個每年都提醒我們父親離開的日子。

我應該去為父親復仇嗎？去買一把左輪手槍，排好隊，一個接一個地把子彈射進那群施刑者的腦袋？十七、十八、十九歲那年紀的我，還沒有瘋狂到讓自己投入另一場戰爭。我是相信和平的人，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那許多涉案酷刑者的名字，其實早已出現在軍事法庭公開文件裡。我大可直接翻開里約熱內盧的電話黃頁簿，按圖索驥地一個個找上門去：「知道我是誰嗎？」砰！「知道我是誰的兒子嗎？」砰！「看著我！」砰！

但我想，與其如此，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化而戰，才算是一場真正徹底的復仇。我要等到一個新生的民主憲政與司法體制，親手實現它應盡的正義，那才算是我苦苦等待至今的正義。

另一群人，他們選擇了復仇。當年流傳於聖保羅工業聯盟（Fiesp）的那個著名「募款箱」，正是用來募集企業家的捐款，資助「邦代蘭蒂斯作戰中心」酷刑的運作；而後來的情報作戰中心，也正是以它為藍本建立起來。

負責募款的人是烏特拉瓦斯油氣公司（Ultragás）總裁亨寧．博伊萊森（Henning Boilesen）。據說他經常出現在刑求現場，只為了觀看那些被倒吊起來、遭受電擊的年輕人。大資本家源源不絕地提供金錢與設備，只為了幫軍政府清剿那些「阻礙資本運作、妨礙生意發財」的「恐怖分子」。

天道好還，後來博伊萊森遭受了「提拉登特斯革命運動」（Tiradentes）與「民族解放行動」（ALN）的正義制裁。他在聖保羅花園區的一條富豪街區上，遭到亂槍射殺。距離當初馬里蓋拉（Marighella）遇害的地方不遠。

除了他，那些施刑的劊子手、密告的「叛徒」以及特務頭子，也都一個個遭到清算與制裁。

我常想像這樣的畫面：一個曾被某個警察折磨到僅剩一口氣的人，某天突然在熙攘的街頭與那名惡警狹路相逢，那會是怎樣的畫面？當年，「民族解放行動」的成員想替那些受難的同志報仇，甚至策劃去強攻那些特務特訓中心。但領袖馬里蓋拉生前始終不贊同。他總是說，這場鬥爭的對象，是整個制度、整個政權，而不是執行鎮壓的人；這是一場政治鬥爭，絕非個人私怨。他始終阻止組織內部的復仇行動。然而，在他犧牲之後，整個組織徹底失去了指南針，甚至開始處決自己的同志，導致最終四分五裂。

我看著母親，她眼裡沒有私人的怨恨。她公開支持《大赦法》（Anistia），與各人權團體並肩合作。她如此理性而堅定，緊握著自己的信念。那時她一再對我耳提面命：這才是抗爭正確的態度，這才是我們應該打的戰爭。



書名：我依然在此
作者：馬塞洛魯本斯派瓦（Marcelo Rubens Paiva）
譯者：賴泰全
出版社：一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