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疆警揭再教育營運作　績效壓力下維吾爾人遭反覆關押、酷刑是常態

曾在新疆任職逾9的前中國警察張亞博，日前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後，媒詳述他在新疆執勤10年的經歷。他透露，許多刑滿獲釋的維吾爾人在警察的績效壓力下被二次關押，而酷刑和虐待在「集中營」裡更是家常便飯。

曾在新疆和田任職的中國警察張亞博，去年在德國知名觀光景點新天鵝堡脫團，隨後前往位在慕尼黑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總部，透過該組織向德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並陸續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德國之聲中文網26日報導，張亞博在河南出生長大，2014年11月到2023年9月間，主要在新疆和田縣等地擔任民警，他曾往返於新疆各地近50座監獄押送囚犯或者接回刑滿釋放人員。

儘管中共強調外界所稱的「再教育營」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並在2019年底關閉。但近年西方媒體不斷揭露其內部情況，包括關押與企圖改造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

張亞博粗略估計，其所在村約40%的成年人口曾被關押至再教育營。再教育營大規模關押結束之後，被釋放回村的人中，又有將近一半的人被以各種理由投入監獄。刑滿釋放人員中，所有人都會被短期拘留，將近1/10的人被二次判刑。他所經歷的每個村莊，都有維吾爾人從監獄到看守所再到監獄。

文中提到，2020年某一天，新疆阿克蘇沙雅監獄約有60多名來自和田縣的囚犯刑滿獲釋。他們都是維吾爾人，已服刑期在5至10年間，可能只因為做了一次祈禱，唱了一首歌，戴了頭巾，看了一段影片，甚至只是打了一次籃球（光是運動健身就可能被認為是「暴恐份子」），就被重點監控，然後經歷審訊和酷刑，屈打成招，獲刑入獄。

但是，接他們返家的不是親友，而是和田縣的民警，包括張亞博。

張亞博回憶，當天他和其他基層警員一起將這批出獄人員送到和田縣國保大隊門口。國保警察滿臉興奮，立即對這些重獲自由的維吾爾人重新審訊，稱之為「深挖線索」。「只要能審出點什麽『新問題』，哪怕是陳芝麻爛穀子的舊事，就能『二次判刑』」。

張亞博說，沒有被立即重新送回監獄的刑滿釋放人員，也必須接受短期拘留，然後在轄區接受管控，具體措施是：日見面，週談話，月評估，季考核，年總結。

他表示，新疆的基層民警有任務每週向上級部門提供線索，這些線索要足以導致更多維吾爾人被拘押或者判刑才算有效。

他和當地村民都很熟，從不認為那些溫和的維吾爾人是暴力恐怖分子。「我從來沒有害怕過這些『恐怖分子』，我的恐懼來自上級的檢查。」他說，無法完成任務就會受到領導劈頭蓋臉的辱罵，扣罰獎金，失去晉升機會，而且不能休假。

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張亞博在和田地區康復醫院擔任管教民警。這座精神病醫院實質上被改造成了「集中營」，醫生、警察和病患人數都遠超尋常。

他說，新疆「集中營」按照監管的嚴厲程度分為高中低3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屬於最低等級。

一方面，大量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被隨意鑒定為精神病患者，遭到強制關押和「治療」。另一方面，很多人為了逃避更嚴厲的酷刑，「裝瘋賣傻」，或者買通醫生，自願被關押進前述「康復醫院」。

記者就媒體報導中關於「學員」經歷的吊打、禁閉和強姦等遭遇向他求證，張亞博說，酷刑和虐待「在集中營裡是家常便飯」。他經常聽見學員「受刑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這些喊叫聲也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成為他至今難以擺脫的噩夢。

德國新疆問題專家鄭國恩（Adrian Zenz）與張亞博進行了深入的接觸，查閱了他帶出來的多種內部材料。他在最近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在揭露再教育營大規模關押活動的新聞報導和人權調查之後，國際社會了解新疆真相變得愈加困難。

鄭國恩認為，北京對鎮壓維吾爾人的策略進行了調整，從大規模關押運動演變為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全面管控。尤其是2021年12月馬興瑞接陳全國出任新疆黨委書記以後，強化了日常監控和短期拘押，經過法庭審判入獄的案例也大量增加。

根據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張亞博對該體制逐漸產生質疑，並因工作壓力與內心衝突影響表現，最終在2023年以「家庭與健康因素」為由離職，之後並接觸基督教信仰，這也促使他對外界說出真相。而他的妻子，仍留在新疆公務體系工作。

2025年8月，張亞博帶著中學生兒子參加廣州的旅行團赴歐洲旅遊。臨行前要兒子「和媽媽合個影」。他投奔自由的計畫，父母、妻子和兒子都不知情。

在遊客眾多的新天鵝堡，張亞博躲過了導遊和團員的視線，拉著兒子朝著一條小路飛奔。雖然護照已被旅行社人員集中保管，但是他再也不需要了。

在發給德國之聲記者的個人筆記中，張亞博寫道，他「失去了祖國，却找回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