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當司法不利，就訴諸群眾？看柯文哲案背後的「政治情緒勒索」

近日，柯文哲因京華城案遭判處重刑，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然而，比判決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其隨後所採取的政治操作：將司法案件全面政治化，並將責任指向賴清德，甚至試圖透過群眾動員來翻轉輿論。

這樣的發展，不僅無助於釐清真相，反而對台灣民主體制構成深層傷害。

情緒動員只為維繫基本盤

首先，從制度面來看，京華城案的形成與推進，有其清楚且獨立的權力鏈條。容積率的核定屬於地方政府職權；案件的啟動來自檢舉人鍾小平；偵查與起訴由檢察體系依法進行；審判則由經司法官考試產生的法官依法裁決。整個過程橫跨不同權力部門，彼此制衡，並不存在由總統單一指揮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制度架構下，將責任歸咎於賴清德，不僅缺乏證據，更違背基本的憲政常識。


其次，從政治行為模式觀察，這是一種典型的「司法不利→轉向政治」的操作手法。當事人若有充分證據證明清白，理應在法庭上進行攻防；但若選擇避談具體案情，轉而強調「政治迫害」，甚至號召支持者上街聲援，則顯示其戰場已從法律領域轉移至輿論與情緒動員。這種轉移，並非為了追求真相，而是為了維繫政治支持，避免基本盤崩解。

政治操作將損及社會制度信任

更值得關注的是，此類操作會製造「雙重現實」：在司法體系中，案件依證據與法律進行審理；但在支持者的認知中，卻被重構為「政權打壓」。當事實與信念分裂，社會將陷入對立與不信任，進一步削弱法治根基。

台灣的民主之所以可貴，正在於司法獨立與權力分立。如果每當政治人物面臨司法不利結果，就訴諸群眾壓力、指控政治陰謀，長此以往，將使「法律責任」被「政治聲量」取代。最終受害的，不會只是個別案件的公正性，而是整個社會對制度的信任。

社會需要冷靜判斷

民主社會允許辯護，也保障言論自由，但前提是對事實與制度的基本尊重。當法律戰尚未終結，卻提前升高為政治對抗，這不只是個人的策略選擇，更是一場對法治秩序的考驗。


面對這樣的時刻，社會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對立，而是更冷靜的判斷：究竟我們要的是一個以證據與法律為依歸的社會，還是一個由情緒與動員所主導的政治舞台？

答案，將決定台灣民主的下一步。

本文作者為大學教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