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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如果敵人語言是謀生工具 台灣發展學家林汝羽教流亡藏人中文

    2024-05-18 09:00 / 作者 陳玠婷
    目前正在英國念博士的林汝羽,自2004年與西藏結緣後開始研究西藏流亡文化,也曾到流亡學校教中文。林汝羽提供
    千禧年過後,西藏的政治問題對於新世代而言不再熟悉,大多數的人們也不知道「流亡藏人」至今仍是進行式。

    為什麼藏人們被迫流亡?他們都去了哪裡?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沒有身分的難民該怎麼求生?種種疑問背後皆承載流亡藏人顛沛流離的一生,不禁讓人想問,這究竟是場捍衛國土主權的抗爭?還是一場國際政治角力?來自台灣的英國發展學中心學者林汝羽近日透過《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一書,向世人分享多年來近距離研究流亡藏人如何發展獨特的流亡文化,以及她為何要教藏人學生學「敵人的語言」,然而西藏經驗是否能借鏡台灣,她也有了解答。

    西藏布達拉宮,是早年政教合一的中心。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近年在印度終結政教合一的歷史。取自Unsplash


    從宣告獨立到流亡超過110年 數十萬藏人分散世界

    早在20世紀初,西藏議題已浮上國際檯面,1913年5月,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西藏獨立宣言,宣告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並非臣服,1959年,兩方衝突愈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眾逃到印度,開啟西藏流亡政府時期。從獨立到流亡時隔超過110年,西藏人的命運仍是未定,且未來是否有轉機?是茫茫未知。

    林汝羽分享,她從小就喜歡研究社會機制,尤其對於秩序、正義、族群特別有感覺,雖然大學念經濟,研究所卻選擇人類學,博士和研究也是環繞在平等正義與殖民方法發展學。在求學期間,她在2004年開始讀了《藏地牛皮書》,隔年到西藏旅遊,深刻體驗政治迫害和漢藏文化衝突對人民帶來的影響。

    她敘述,自己過去寫碩士論文時的立場和後來獨立研究時想法有變化,以前比較專注在西藏自由(Rangzen),後來逐漸理解流亡是複雜的政治運動,政府也是個大型合作組織,「所以我更想理解他們失去國家的過程。」

    印度政府為流亡藏人提供的住所。林汝羽提供


    透過林汝羽解釋了解,西藏人是個不受國境限制、去中心化以及具有無常特質的國族群體,而印度因地理位置、達賴喇嘛所在地、政治等因素成為流亡藏人主要遷入地,印度政府在不同省區內,特別建置屯墾區安置他們。另外,台灣、尼泊爾、美國與加拿大、瑞士、澳洲等國家也時常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受教育為目的移出西藏孩童與青少年」、「因宗教追隨領袖流亡的朝聖者」、「出生與居住在屯墾區的後代」,因應個人經歷不同,很有可能遊走於不同類型,再各自發展。

    達賴喇嘛逃往印度 創建流亡政府

    當達賴喇嘛從西藏逃到印度後,印度政府將他安置在喜馬偕爾邦,爾後建立藏人行政中央(又稱流亡政府)與國會,法院、議會、宗教與文化、教育部等部門俱全。

    然而,藏人社會存在不同政治傾向,藏人們發展出不同流派,有人盼望送達賴喇嘛回西藏,有人想與印度政府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有人到歐美宣揚西藏文化尋求支持,地方跟宗教派系、論述。

    林汝羽分享,她在印度田調研究聽過很多流亡藏人的故事,有人付錢請仲介集團協助違法偷渡,白天躲持槍的中國軍人,晚上朝邊境奔去;有人持合法護照到印度就不回去了;有些人被父母送出來念書,長大後選擇回西藏團聚。無論如何,他們都曾付出生命代價走一遭。

    在印度新德里的藏人。取自Unsplash


    值得一提的是,協助藏人偷渡的仲介集團可以說是遊走在「販賣人口」與「人道協助」灰色地帶的犯罪組織,具商業規模,架構縝密複雜。「嚮導」是整個逃亡偷渡的重要關鍵,他必須熟知山區路線地形、了解哪裡有藏身之處,還得隨時掌握「顧客」與中國軍人的動態等等,曾有一名逃亡藏人從西藏到尼泊爾境內,光是山區就走了超過30天,期間遇過2次中國軍人,相當考驗身心,幸好後來順利抵達尼泊爾,再被送往印度,這一趟旅程,他有個代價是腳受傷,被醫治後需要重新學走路。

    然而,隨著國際政治局勢變動,中印邊境管控時而緊、時而鬆,譬如90年代,中國西南邊境管制較寬鬆,而且印度、尼泊爾、中國三國邊境並沒有圍牆鐵絲,所謂國土邊境只存在地圖與協議當中,所以當時藏人逃亡或返回西藏困難相對少一些。

    不過隨著中印關係愈來愈緊張,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境內曾發生過持簽證到印度旅遊的西藏人,返家後頻頻被公安家訪的狀況,能夠跨越邊界從中國逃到尼泊爾印度的人數甚至下降到零。

    林汝羽表示,每個藏人離開西藏的理由都不同,但有個關鍵共通點,他們一旦離開就是沒有身分、護照的無國籍人士,車票、機票、電話、網路、房子都沒法申請;另外,因為沒有身分,大多無法找到正式的工作,生活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往更嚴重的地方想,便是人一旦被殺了,也沒有人會去找。」因此,從決定流亡到抵達安置區域這一路都在賭運氣、賭生命,「沒有向流亡社群尋求庇護的藏人狀況會更複雜、更危險。」

    流亡藏人的歸屬 以及未來到哪兒去?

    在屯墾區工作教學期間,林汝羽了解,印度流亡藏人有數萬人,大家都是藏人又是難民,同理心油然而生;另外,人數眾多的好處還有較容易找到同鄉和遠親,支持系統強,所以大部分流亡藏人會有歸屬感。

    提到歸屬感,流亡政府對孩子、成人的照顧不同,舉例來說,流亡藏人透過教育和訓練過後,可到流亡學校當老師,婦女也能到學校宿舍照顧學生的起居,就像媽媽一樣,「所以孩子們可以說是24小時在群體生活,沒有外界想像中的孤獨。」

    至於部分沒有歸屬感的人們,可能因為沒有穩定財務和情感支持,狀況會更加弱勢成社會邊緣人,「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接住。」

    林汝羽在喜馬拉雅山田調研究時,遇到當地的原住民。林汝羽提供


    林汝羽說,西藏流亡政府沒有納稅體制就無法提供社會福利,但能轉介非營利組織NGO幫他們安排臨時住所、找工作、培養技能,「我遇過無法支持自己的生活、無法判斷現實與意識的結合的人們,其中有一人有用藥問題,後來接受NGO幫助狀況有好轉。」

    另外,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約40萬流亡藏人遍布世界各國,林汝羽認識的其中2人在歐洲,他們都是費盡千辛萬苦才到的,「其中一個事前做很多很多功課,像是建立聯絡人和人際網,準備旅費和生活費,也須找到當地機構學習語言、找工作, 找住處等等,每一個步驟都需非常謹慎。」抵達歐洲某國後,先以政治難民身分尋求庇護,再找律師協助申請永久居留,盡快穩定生活後過幾年再申請公民。林汝羽在研究中也發現,如果難民本身有被國際認可的學歷,擁有工作能力,會比較有機會被庇護國家認可,假使沒有這些技能,很有可能只能做勞力工作。

    不過,流亡看似有選擇權要去哪個國家,但他們還是受限各國的制度下,「沒有身分護照寄人籬下就得看人家臉色!」所以很多人都在拚取公民身分,那些庇護難民的國家也都期待能讓難民趕緊自立,「畢竟人道服務不會持續一輩子。」

    為何要學敵人的語言? 與未來現實有關 

    2011年,林汝羽透過甄選前往支援西藏兒童村本校擔任志工老師,教流亡孩童學中文,同時準備開始碩士論文田野研究。

    為什麼流亡西藏社群的孩子們需要學習「敵人的語言」–中文呢?嚴格說起來,其實不只是中文,孩子們也有機會學英語或北印語,至於學習的原因必須拉長遠來看,最現實的原因就是難民找工作可能面臨就業歧視,所以他們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能力,包括語言。另外,學語文還有一個價值是,這份能力也可增加他們在印度謀生的安全感,對增加自信心很有幫助。

    林汝羽和達克西藏兒童村學校的學生們。林汝羽提供


    舉例來說,若懂中文、英語或北印地語,客服中心接線生10年前在首都德里的月薪有2.8萬到3萬盧比,在班加羅爾進口貿易公司4萬盧比(約台幣15430元),相較於印度最低工資176盧比(約台幣67.89元)來說,好上許多。

    而且,懂中文的人才對印度社會來說相對稀缺,所以學中文有一定價值,在此狀況下,部分流亡藏人會淡化歷史遺緒。

    為此,林汝羽投入西藏兒童村學校教學2年,並設立漢語課計畫,協助當地與台灣幾名志工把計畫運行起來,拓展到不同學校。

    林汝羽曾到流亡西藏學校教授中文,此為她與其他漢語老師合影紀念。林汝羽提供


    西藏兒童學校的校長在漢語詩歌朗誦會上,分享自己雖聽不懂仍被感動。林汝羽提供


    她回憶,她曾舉辦春季詩歌朗誦會介紹宮澤賢治的《不怕風雨》、泰戈爾《頌歌集》詩歌,用聲調音律等表現形式展現給學生。

    至於學生接不接受?她也說,當語言有深刻政治意涵的時候,會需要面對延伸出來國族身分與情緒問題,她曾聽過一名老師反應,有學生私下說「漢語是毒藥,漢人都是敵人」,令老師頭痛,不過這些都是過程,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滿足想學中文的學生。

    她強調,流亡西藏學校從沒有沒有利用體制之便強迫學生學中文,他們會詢問孩子是否有願意學習中文,並提供學習機會,而她只是一名服務者,沒有權力為受助者決定需求,只能滿足想學中文的孩子。

    林汝羽在教授漢語課時為學生紀錄寫中文的一刻,覺得能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林汝羽提供


    除了中文之外,學校歷史課教材也曾引起爭議。

    林汝羽解釋,西藏流亡數十年來已發展出不同文化,考量當時教材納入很多宗教政治領導人的生平,較少西藏對外的關係、環境、語言、歷史、人文,部分老師才會特地請專家為八年級、九年級的學生編列流亡文化的補充教材,厚度達100多頁,不過,考量學生負擔這份教材只用了1、2個學期而已。

    對林汝羽來說,除了學生負擔之外,還需考量教材必要性,「所謂教材應有正統性,為什麼流亡之後的群體歷史被放進來又拿掉?廣義來說,這份教材可以說是對身分認同的一種管道,但流亡下一代所知所學,卻由這一代人決定?」換句話說,這一代替下一代未來做了選擇。

    不過,教材所延伸的爭議,或許可以透過科技與網路降低影響。

    現在許多流亡藏人學生透過通訊軟體認識中國人,有位學生說,他的中國朋友根本不了解西藏發生甚麼事,也不覺得中國政府對西藏人不好,「透過對話,他改變對中國人的看法。」

    《桑和朵瑪》書中另名學生把感受說的更具體,因為長期生活在西藏群體中,家人都在身邊,所以對於難民的身分開始感到模糊,「難民的意義是被迫與親人分離,看到自己的國家被人侵略,「有時我問自己假如我們從未從中國手中失去自己的國家,我們會過什麼樣的生活?可能對高科技、教育、整體發展一無所知,孩子在家裡幫忙、沒有到學校受教育。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如果沒有流亡,西藏可能沒有發展。但另一方面來說,這個世代的孩子沒辦法去西藏,流亡改變西藏人的生命,作為難民的我們權力被限縮,我並不責怪中國人民,但怪中國共產黨政府。」

    西藏與台灣境遇一樣嗎? 「這一點」不同未來就不同

    研究西藏歷史十多年,林汝羽對「遷徙」、「流亡」有很多感觸,她說,不同於在台出生的奶奶和外婆,爺爺、外祖父他們一個是在日據時期來台,另一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兩人時空背景雖不同,但同樣經歷移動,還得適應新環境,她漸漸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在印度研究流亡藏人的期間,她不僅是一名研究者, 也陪伴藏人們度過掙扎和傷痛,建立朋友和家人般的情感,某方面來說,她長期離家待在異鄉,在這群家人身上也找到心靈安放的地方。

    然而,國際上,中國常對台灣施壓,想實現統一,許多人會把西藏與台灣放在一起比較?想理解兩者境遇是否相似。

    310西藏抗暴65週年大遊行。李佳穎攝


    林汝羽認為,國際社會選擇性忽略西藏與台灣都受中國壓制,兩者有類似悲傷感受,但是中國用武力進駐西藏已經是事實,所以,單就台灣人有自己的土地這點來說,兩者面對的問題就不相同,「台灣人與藏人彼此的經驗是難以投射的」,另從爺爺的經驗和自己在中國的經驗,她理解同系卻不同家,勉強融合並沒有意義。

    她也說,以前在拉薩市區聽藏人親口講自己的人生故事,其中一個感想是,共產黨的治理技術在台灣人眼中瞬間變得十分具有威脅性,「在理想狀態下,人們應該屬於哪個國家、選擇自己是誰,都應該由個人選擇,人與國家的關係無法透過『征服』來定義,以失去自己的領土方向來看,西藏與台灣的未來已經不同。」

    對於在各國生活做研究,林汝羽也曾碰到中國人吃台灣豆腐的狀況,這讓她更理解台灣人的處境,更理解自己的政治傾向。她也說,即便生活在台灣,每個人對於中國的看法都不一樣,每一種看法也都是一種力量與聲音,需要尊重,於她而言,假若被問「是否同意中國統一台灣」,她可以很明確地回答,自己不接受獨裁政黨,若共產黨未來不是中國唯一的政黨,那一切才有溝通的可能。

    林汝羽 小檔案

    學歷: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現職:英國發展學中心研究學者、英國的薩賽克斯大學全球發展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作者
    《看見南亞》合著作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10年度訪問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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