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老師專欄│「太陽花」是一場政治審判　用總統特赦結束才能解決「公民不服從」的政治問題

「同學們，我們從甘地鼓吹印度人拒絕繳稅、違法製鹽，及金恩博士發動非裔美國人拒乘公車、違法遊行等歷史，可以歸結出『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基於良知所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且願負責任的公開違法行為。」

課堂中，公民不服從總被標誌為一種高尚的情操，是民運領袖冒著生命危險，公然對抗暴政的手段。它往往得承擔著苦痛與風險，有時甚至得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去凸顯政權正當性不足的問題。甘地在1922年受審時，向法官陳述的「我不抗辯，我有罪。如果大人真的相信你的法律，那您必須從重量刑。」太陽花學運自然是一場政治審判，若要標誌它具備公民不服從的神聖性，以此作為法庭上抗辯的理由，那學運領袖們為此犧牲其實再正常不過。更遑論，在眾多政治犯前輩的受難史中，學運領袖遭判3～5個月徒刑及罰金在承審法官的心證裡，可能已屬「輕判」。

歷史三大民主推手：甘地、金恩博士、曼德拉。

回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乃催生於國民黨張慶忠不甩在野黨杯葛，以半分鐘強硬通過服貿審查。面對民意的反彈，政府非但未即時反省檢討、撤回法案挽救，反倒試圖以優勢警力驅離學生，並在過程中爆發多起違反比例原則的執法爭議、流血衝突。處理過程，可謂既不民主亦不法治，少數學運領袖便在這種缺乏高度及藝術的政治溝通過程中，轉以攻佔行政院強化政治訴求。這確實是一件很令人遺憾的政治事件，無能的官僚體制才是將學生逼到浪尖的罪魁禍首。

太陽花領袖之一魏揚於昨日4/28在高院前發表審判結果感想。圖片翻攝／直播

時代背景不同，在民主臺灣，太陽花領袖們的神聖性，確實難與甘地、金恩、曼德拉齊名，但受學運啟蒙的上百萬知識份子，也不會否認他們在當時挺身力阻親共服貿（乃至於後續貨貿）的貢獻。且讓我放個馬後砲，如果沒有學運凝聚民意、力挽狂瀾，「以經促統」的進程在這6年間會走得更快，臺灣不會到現在還能保有自身的主體性；染著非洲豬瘟的中國豬、夾帶新冠肺炎病毒的大量中國服務業勞工，更會四散島內，擋都擋不住。

學運領袖為了守護臺灣的主體性而挺身而出，滿腔熱血或許終判有罪。我們可以期待歷史的長河還給他們一份公道，但我認為更有智慧的方法是透過總統的特赦權為其解套。

世界上鮮有國家有公民不服從無罪的規定，因為它向來都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公民不服從的行為本就以違法為前提，法官縱使同情，或肯認他們違法的動機。但在沒有阻卻違法的條件下，也得依法審判，頂多在刑度間裁量。此時，能在公義、民心與法律間取得平衡的，便是憲法第40條賦予總統的特赦權。將這些學運領袖認定為政治良心犯，在有罪定讞後予以特赦，或許是唯一能讓反對太陽花陣營贏得面子、讓支持者贏得裡子的方式，也是這場延宕多年的大戲落幕的解套之法，至於歷史評價就留給後世定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