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專欄｜有錢，就能有效行善嗎？從汪小菲捐口罩爭議，看做善事背後隱藏的問題

我相信汪小菲此舉出於善心，而捐東西也是行善常見的方法。但看起來有行善效果的事情不見得真的有，例如宗教團體買動物放生，事實上可能既破壞生態，又鼓勵獵人捕捉，或許活絡了經濟，但可能對生靈沒有特別幫助。

世界越複雜，人越難有效行善，實際上也曾有小型NGO的慈善計畫受遇到困難，網路曝光後湧進大量寄送物資，因為量級遠超越單位可以處理的程度，反而造成負擔。現在科技進步，整體產量遠勝過往，擋在現代人和慈善之間的，已經不是財富的門檻，而是知識的門檻，這也是為什麼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和許多人開始提倡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不但重視人有善心，也重視善行要有效率。

以汪小菲捐口罩為引子，接下來我們談談行善有哪些方向可以想。

汪小菲本在台訂購一萬個口罩要捐至武漢，因台灣政策寄不出去，於是將口罩留在台灣飯店自用與捐贈。（圖片來源／大S 徐熙媛、截圖自汪小菲微博）

汪小菲囤貨嗎？

對照政府「統一供貨、超商零售、禁止出口」的政策，有些人指責汪小菲囤了一萬個口罩。照汪小菲的說法，這些口罩在十天前，政策尚未公佈時就訂購，「我本來訂的口罩都是給我們員工和客人用」。汪小菲是飯店業者，如果他手上本來就有常備口罩，比起應對疫情刻意囤貨，似乎更應該理解成他把本來就有的口罩釋出。

當然，你可以主張汪小菲在口罩來源上說謊。不過以這個採信標準，除非進一步調查事實，恐怕會讓整個討論失去意義，因為以同樣標準，我們也可以主張汪小菲的po文整個就是說謊，他根本不曾有過那一萬個口罩。

「捐口罩」行善，靠譜嗎？

生理上，一般人怎樣有效防疫或許有爭論，例如也有專家認為比起口罩人應該更重視洗手，不過至少心理上台灣人需要口罩。

這也反映在銷量上。政府計算一般人口罩的合理用量，日前訂出超商口罩一片八元（二月調整為六元）、每人限買三片的政策，依然有人著急買不到口罩。這樣的特殊背景，讓「捐口罩」的意義跟捐其他東西不一樣。

現代台灣人並沒有比以往更缺買口罩的錢，缺的是口罩，不是錢。而給定口罩的總數量，假設人們的使用方式相同，這些口罩能拯救的命（以及安撫的人心）也會一樣，它們都不會因為捐贈行為而增加。

一般捐贈行善的要素，可以理解成「增加價值」和「利他」。

・簡單的例子：我吃飽了你挨餓，我把我的食物送你，這增加了食物的價值。

・感人的例子：我挨餓你也挨餓，我把我的食物送你，食物的價值沒增加，但體現了利他精神。

假設目前台灣口罩用量逼近極限，考慮兩種極端情況。

如果我設法購買大量超商口罩捐贈，這只是把口罩從一些人手上，換到另外一些人手上，沒有增加口罩的價值，也不見得利他，並且可能違反目前政府相關政策的精神。

如果你家本來就擁有大量口罩，決定放棄儲備，主動釋出，這符合利他精神，也增加了口罩的價值，畢竟你一家人能用多少口罩？

即使訂出超商購買、每人限買三片的政策，仍有部分民眾買不到口罩。（圖片來源／Unsplash）

誰「值得」口罩？

你可以看出，上述分析很大程度倚賴「口罩本來是誰的？」這件事。把本來放在超商待售的口罩蒐集起來轉贈，只是改變了使用口罩的人；相對的，釋出自己原來就有的口罩，則增加價值且利他。現在我們可以看這個議題的另一向度：「口罩要往哪去？」

防疫是整體工作，你更安全我就更安全。效率上，口罩應該優先給患者和需要接觸患者的人，再來是周邊在人多密閉空間做事情的人。這些常識很多人都提過了。

當然，怎樣分配最有效是一回事，如何讓口罩跑到人手上是另一回事。目前政府採取超商鋪貨，限量購買，這離「算好每個人需要多少口罩送到你家」有很大距離，但應該也是考量了實際散佈口罩的效率。

回到汪小菲的例子，考量全球防疫效率，理想上，如果武漢缺口罩，口罩用於武漢一般民眾，應該比用於目前的台灣上班族更有效。然而實際上，給定中國的極權特性、行政效率、官僚習性、資訊封閉，就算口罩出了台灣，能否真的送到武漢人手上幫助它們防疫，或許連中國政府自己也說不準。

道德價值和有效行善

除了防疫效率，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轉贈的道德價值，例如日前《蘋果》報導，香港有名王姓青年排隊買到店家最後一盒口罩，結完帳轉身就分給排在身後的大叔，說「他跟我同時來排隊，本來應該買得到，後來我們被插隊了，才買不到的」。這故事傳為佳話，不會只是因為幾片口罩分出去，在防疫上的加分。

然而，回到現實來說，世界越複雜，防疫越是知識議題。考慮到目前我們對防疫的了解，如果現在你多了一箱口罩，想辦法盡快供應人類使用，會比閒置在倉庫更有效率。

反過來說，考慮到口罩用量緊繃，而產量難以增加，如果現在你多了一筆錢，去用於研究一般人可以怎麼防疫，以及擴散防疫知識，或許會比買口罩送人更有效率。

＊感謝王映人和葉多涵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