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青年相約張家界集體跳崖　名詩人：他們活成了一座孤島

中國四名青年本月4日相約在湖南張家界服毒後跳崖自殺，中國媒體還原四人的生平與背景，並指四人的共同點大概就是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中國知名詩人余秀華則說，四人可能因貧窮引起精神孤獨感，在這個世界上「活成了一座孤島」。

中國媒體日前報導，四月四日下午一時許，四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景區翻越安全護欄後跳崖，其中三人跳下、一人被及時阻止並緊急送醫，但因跳崖前已服毒，因此不治身亡。

當地警方表示，這四名死者透過網路聯絡，其中23歲的死者陳婷是帶頭人，她在四人中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性。跳崖，他們不僅服了毒藥，還寫下日期為四月二日的遺書，內容只有一句話，「本人ＯＯＯ，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

陳婷也在個人社群媒體上傳裝有毒藥的水瓶照片，並寫下「你好世界，再見。」

四月八日，中國《三聯生活周刊》在微信公眾號發布《天門山跳崖：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一文，盡可能還原了四名自殺者的生平與家庭背景。文章寫道，「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與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文章介紹，來自四川內江一個村子的陳婷個子瘦小，外表看來並不內向，很愛笑，也愛幫人忙。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成績不好的她被勸退，母親讓她去學美容，她學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那時才16歲。

四名青年共同點：貧窮與變故

陳婷的父母都在工廠做工謀生，一年加起來的收入約五、六萬人民幣（約22萬至27萬），父親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

在工廠做工謀生的母親表示，陳婷約半個月到一個月打一通電話給她，「我也不問她在哪個城市打工，就問她生活好不好」。她表示，陳婷半個多月前辭去了美容院工作，因為原本底薪加提成一個月有5000多人民幣收入，但近日已被取消底薪。

陳婷最後一次和家裡聯繫是4月1日，她告訴母親自己已到了成都，要去好朋友那裡看工作，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進廠。母親說，陳婷說的好友是她小學和初中的閨蜜，「我也沒問她進什麼廠」。但現在能看到的陳婷生前最後資訊，是她跳崖前幾分鐘的發文：「你好世界，再見。」



只比陳婷大三個多月的張財睿，家在福建省德化縣，十多年前父母離了婚。他的父親五十多歲，在六兄弟中排行老四，因為家裏窮，父親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幾個兄弟現在還住在山裡，雖然湊錢蓋了房子，但磚頭都還露在外面。

年紀最長的劉志永34歲，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都已出嫁。他的母親已去世20多年，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和已90多歲的奶奶住在老房子裡，守著半畝地生活。

劉志永十六、七歲就去外地打工，他的堂嫂說他很少回來，也不怎麼和家裡人聯絡，曾經娶了在同一間工廠打工的妻子，後來離了婚，孩子也判給前妻，後來又談了一次戀愛，據說被騙了。

不過劉志永上個月曾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遊玩一下，因為情緒低落。鄰居說，劉志永已多年沒回家，他們甚至無法一眼認出他來。後來他跳崖時，染著一頭紅髮。

報導對33歲的彭志軍描述最多，他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谷駝村，在四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村裡人也都叫他「老三」。他個子瘦小，也不愛說話，因為家裡的經濟環境在村子裡算是比較差的，於是他初中沒畢業就離鄉打工。

家貧付不起天價彩禮　娶妻無望

十多年前，彭志軍的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打零工，只靠種地，因為家裡窮，老二也沒娶親，和父親住在一起。

鄰居說，彭志軍不愛說話，「存在感也低」，剛開始去打工時是做建築工人，一個月可賺八、九千塊人民幣，但後來卻改去理髮店上班，月收入約僅三千。鄰居朋友替他擔心，「村裡沒其他人做這種從高到低的選擇」。



村裡人都知道彭志軍結婚難，因為家裡根本付不起天價彩禮。當地居民說，現在結婚彩禮要20萬人民幣（約90萬元台幣），還得在縣城買房，縣城一套房得好幾十萬。」

在農村的婚姻衡量鏈裡，彭志軍各方面都處於最末端。他沒有房子，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因此沒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在村裡，他有些抬不起頭」，遇到人打招呼，他也不太愛回應，「他都是低著頭，很緩慢的嗯一聲，然後再看你一眼」。

鄰居說，事發前，彭志軍已四年沒有回家。他的母親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在當地是大事，「要請親戚和村裡幾百人，還要請戲班子」，兒女要上香磕頭，「不來就是不孝順」。家人聯絡不上彭志軍，還報了警，「過了很久，才聽說他在四川」。

詩人余秀華：除了貧窮　也許更多是精神孤獨

曾出版《搖搖晃晃的人間》、《月光落在左手上》等詩集的中國詩人余秀華9日在微博發文談到這起事件時表示，即使四名青年的共同點是貧窮，「我想他們也許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獨，甚至孤立，長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頭的焦慮等等」。但她也說，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測，「都是我們從這個時代的病症上推測出的不確定的因素。」

余秀華又說，「如果說他們『目光短淺』，姑且把這當成一個說不過去的理由。但是誰造成了他們短淺的目光呢？是誰沒有為他們搭建起一個健康的心理平台呢？」

余秀華認為，問題可能出在教育，「其實我首先想說的就是現代教育，它讓我們的知識越來越多，知識面越來越廣，但是恰恰是對知識，刻薄一點說對學歷的追求把『德』擠到了角落，讓人們在掌握了許多知識後反而不會自處了，沒有『儒』了，人們都急切地想用金錢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國家的，市場的經濟運轉又恰恰讓富裕成了一個窄門，不是所有人想進就能進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層人是絕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夠解決一下絕望的問題，也許還不至於這麼慘。」

余秀華說：「拿他們的個體而言，可能貧窮只是一方面，而因為貧窮引起的精神孤獨感，和社會的疏離感更深沉一點。他們活成了一座孤島。如果沒有及時的對孤獨的解釋和引導，很多孤獨是會沉沒的。」

《香港01》指出，這起事件也牽涉到公共安全網，以及農村現代化卻未顧及農民這個弱勢群體等問題。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就曾針對中國的鄉村振興發出警醒，「集體經濟之所以潰敗，並不在於它是集體經濟，而在於它蜕變成了幹部經濟」，集體經濟應該是「農村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使用的、老百姓受益的經濟，結果是少數幹部來支配、使用、受益」，如果真是如此，就意味著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走上邪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