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疫情延宕的2020夏季東京奧運在2021年7月舉行,其中在當月底的射箭比賽,讓全台民眾又是興奮又是感嘆。興奮的是,台灣男子射箭代表在團體對抗賽摘下銀牌,追平隊史紀錄;感嘆的是對手–韓國射箭隊,在射箭項目總共奪下四金的好成績,一時間全球媒體都好奇「韓國如何辦到」。
既然外界都關注,大韓民國射箭協會與長期贊助射箭項目的現代(Hyundai)集團也大方公開近40年的國際選手養成方式。看到這裡,讓許多政治人物覺得,韓國體育的興起,是因為政府跟企業的雙邊加持,才如此蓬勃發展。
為了鼓勵企業獎助體育活動,立法院在2021年12月7日三讀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本次修法為了鼓勵企業參與,新增第26條之2,若企業依照本跳例設置專戶捐贈運動產業,申報所得稅時,得在1,000萬元內,依捐贈金額的150%自當年度減稅,但捐贈對象若是教育部專案核准的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公告的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就不受1,000萬元額度的限制。
這樣的作法確實是一大進步,但韓國的政府跟企業是這樣合作的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在2018年出刊的體育學報第51卷針對「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策略進行完整分析,這篇由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所長湯添進教授帶領團隊進行的深度研究,直指韓國的體育發展策略,全面涵蓋「國際運動成功之運動政策因素」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SPLISS)。
9大成功因素之一,特別提到政府與民間合作的部分。該篇《從SPLISS模式探究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策略》內文指出,韓國競技運動的經費來源多元,包括中央政府和17個地方政府的預算,以及韓國「國民體育振興公團」(KSPO)的經費,加上民間企業贊助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體育振興公團,其前身為「紀念首爾奧運會國民體育振興公團」,當時為了承接首爾奧運後的盈餘及資產,在1989年成立的半官方機構,經費來源除了部份的政府撥款,主要透過賽車、汽艇、運動彩券、運動設施門票、香煙稅、奧林匹克飯店等多元化營收來維持。
綜合各方數據統計,2008年韓國中央政府經費和KSPO的經費比例相當,為47.6%比52.4%,政府編列預算為2兆343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544.84億元),而KSPO的基金有2兆578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599.49億元);不過,KSPO自行統計,2022年政府編列預算有2兆108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490.19億元),而基金可達17兆195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3998.56億元)。換言之,政府預算只占1成左右,其餘8成9的金額由KSPO透過不同的營收方式入帳。顯示韓國的體育項目財源,已從政府直接撥款,轉由半官方組織來支應。
除了官方與半官方的經費投入,外界周知韓國民間企業贊助也是重要管道。《從SPLISS模式探究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策略》內文表示,與過往認知的企業贊助模式不同,早在1980年代受政府扶植的三星(Samsung)、現代與LG等大型企業都負有協助政府發展競技運動的責任,這些企業老闆不止扮演贊助商的角色,還熱衷擔任各全國運動單項協會的理事長,實質地參與韓國競技運動的發展,並將發展競技運動視為企業的社會責任。
因東京奧運射箭隊而更加聲名大噪的現代集團,其創辦人鄭周永曾擔任韓國奧會主席,而韓國第一大財閥、三星集團贊助的運動項目也不輸人,已故的前會長李健熙曾擔任角力協會理事長、韓國田徑協會與滑冰協會理事長等,集團也贊助多項運動。
從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贊助商可看出其中端倪,光是冠有三星之名的企業就有5個,包含三星電子、三星人壽、三星產險、三星物產和三星證券等不是官方贊助商,就是官方供應商,甚至推出Galaxy Note8 平昌奧運限定版,提供給參與冬奧的選手,標榜只送不賣,讓人不得不讚嘆其大手筆。
《從SPLISS模式探究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策略》內文指出,企業對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的重要性,以2012年倫敦奧運最為明顯。根據統計,韓國代表隊約有8成的倫敦奧運獎牌,都是由韓國前十大財閥資助的選手所奪得,在在顯現出韓國民間企業與競技運動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是韓國競技運動發展極為特殊之處。
對於台灣應該如何借鏡,該篇文章的結論提到,雖然政府已制定《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但目前尚未出現如韓國財閥般大型的跨國企業,能夠完全支援整個運動種類多數的經費支出,甚至設立專門的運動訓練中心與籌組長期的運動科學團隊。不過,若能試著引進更多中小企業的資金投入金字塔培訓體制的基層與中層,減輕政府在財政上的負擔,或許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Source:
1.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51卷第3期《從 SPLISS 模式探究韓國競技運動發展策略》,2018年9月
2.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韓國體育運動制度》,2006年12月
3.國民體育振興公團(국민체육진흥공단)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