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是根據台灣真實社會事件改編,講述啟聰學校內高達上百起學生之間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案件。
就如同許多弱勢族群一樣,聽障人士在社會的「存在感」很低,加上案件並非「一般霸凌」,而是「性暴力」,因此無論是看到這部電影、或當時看到「台南啟聰學校性侵事件」時,作為「一般人」的我們,心中冒出「獵奇/窺視」的心態無可厚非,第一時間不需要有太多的自責。但在第二時間,就該趁著這難得的「好奇心」,去了解這群平常不被看見的人們,其日常生活有多辛苦,以學習該如何和這群身邊不常看見的人互動。
電影《無聲》改編自台灣社會真實案件,講述在啟聰學校發生的性騷擾與性侵事件。(圖片來源/無聲粉絲專頁)
近五、六年來,願意討論社會議題的國片越來越多。最成功的可說是去(2019)年以轉型正義為主題的《返校》,不只票房破兩億,還在金馬入圍11項、並拿下4項大獎。但,也有一些因為過度著重「講議題」而失去「講故事」能力的案例,白話來說就是「說教味」太重。電影和電視作為一種號召大眾關注社會議題的媒介,製作團隊在田調過程中肯定會發現每個議題都涉及多個層次與不同面向的討論,但執行起來又不能變成課堂講義而失去故事的可看性。
在這整齣社會悲劇中,《無聲》以懸疑的方式引導觀眾的「好奇心」,跟著學校老師王大軍(劉冠廷飾)一步一步解謎,釐清這個環境封閉的啟聰學校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往返學校與車站的校車上,後排座位的前方總是用外套隔出空間?為什麼女主角貝貝(陳姸霏飾)明明被強暴,但隔天還能跟強暴她的學長「一起玩」?為什麼這個地方充滿霸凌,但沒人想要離開?
這一連串的提問與好奇,既是懸疑的劇情推展,也是電影欲談論的議題本身。雖然剛開始難免有前述「獵奇」的副作用,但在觀眾看完電影後,應該仍能得到導演期待的議題推廣的效果。
在這間啟聰學校發生的事件中,有一場景是在往返學校與車站的校車上。(圖片來源/無聲粉絲專頁)
另一種議題電影常見的錯誤,便是在故事中設定單調的善惡雙方,讓手無寸鐵的小英雄,懷抱著希望與夢想,去挑戰那個毫無人性的大魔王(而這個毫無人性通常也毫無道理)。相對的,若要讓觀眾能夠往「真實」靠近,就必須將錯綜複雜的「惡」,一一釐清每個角色面對的「不得不」,因為社會問題本來就是如此環環相扣,身在其中的人,沒有人能夠輕易解決問題,或是順利從這層層結構之中脫逃。從這標準來看,《無聲》處理得非常好。
整部電影的開場戲是男主角張誠(劉子銓飾)在火車站前暴打一名老人,看似是個血氣方剛脾氣火爆的年輕人,但其實是他作為一位聾人在「正常社會」中,經常被誤會而有的不得不的行為反應,這種情形在下一幕的警察局內則更清楚可見。
劇情中段一名男學生將某個問題歸咎於整部戲最「純粹」的受害者女主角貝貝,看似他就是共犯結構的成員之一,但也是因為他之前被迫讓男主角口交所導致的反應,又是一個夾在上下之間的不得不。
而這一切校內性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位高年級的學長小光(金玄彬飾),他惡劣至極、唆使學弟對他人施加性暴力,但劇情後段也為其「平反」,說出他身上更巨大也更複雜的悲劇,這則又是另一個不得不。
又或是女主角的阿公阿嬤看似沒有性別意識,怕孫女因為被強暴而懷孕,「以後怎麼見人」,而打算繼續將孫女關在家裡,但誰又教過他們要怎麼養育一位聽障小孩?
女主角貝貝由陳姸霏飾演。(圖片來源/Catchplay)
無論是懸疑、社會議題或其他類型的電影,結尾往往大力影響了觀眾對此作品的評價。但在此就不爆雷,反正不是最無聊的那種happy ending。
其次,前面提及社會議題本身的複雜性,《無聲》將每一條「不得不」的角色支線都處理得相當立體且有邏輯,但最終仍無可避免地透過劉冠廷的質問,將校長(楊貴媚飾)扣上了顢頇、官僚、幾年來不曾見她做某件事、「重視學校多於學生」的邪惡大魔王帽子。
雖說如此,但可以理解這部電影處理的層次已經足夠豐富,加上結尾令人滿意,因此校長最終被拿來「祭旗」、而未再往議題的下一層探究,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最後要補充的是,這部以聽障族群故事為主的電影,能帶給觀眾的收穫,除了探討弱勢族群的社會處境、性自主、校園性平教育等議題,《無聲》在畫面、聲音與演員演技等提供的細節,則可讓平常接觸不到聽障朋友的觀眾,看見他們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學校舞會中,DJ 放著節奏重拍明確的音樂,但舞池中聽障學生身體擺動的節奏並不一致;例如我們習慣交談過程情緒激動時聲音會「放大」,但在手語中則是表情和動作的「放大」;例如無法在電影播映中,和劃到同個影廳座位的路人溝通,只好悻悻然從電影院離開。
看到這些與自己差異甚多的日常時,就算第一時間覺得「哪裡怪怪的」也沒關係,悲觀的我也認為「我們」不可能真的同理「他們」,但只要觀眾願意踏出理解的第一步,《無聲》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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