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何從3-3】獨家專訪吐心聲 杜文苓：因緣俱足願當「搭橋者」

今年4月11日，經濟部正式核定「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主任一職，由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出任；隨後，辦公室於新板特區的台電新民多功能大樓9樓低調揭牌，沒有儀式、沒有剪綵，更沒有首長觀禮；近2個月來，面紗從未揭開，外界不免好奇，這個神秘又低調的辦公室在做什麼？

此外，當經濟部發布辦公室主任由杜文苓擔任時，外界以「有點意外，又不太意外」來形容；意外的是，帶領推動高放核廢立法，居然不是來自核工界；不意外的是，杜文苓從2009年起協助台電從事核廢料議題的研究與社會溝通，淵源頗深。

學生時代就致力環保運動的杜文苓，過去在搶救台南七股黑面琵鷺棲地，公民監督六輕平台、中科四期環評爭議，都能見到她與穿梭在「科棄物」與民主治理之間的身影。

接受《太報》專訪這天，杜文苓並未刻意以「專業形象」示人，而是縮小自己、放大民主溝通的理想，以最平實且溫暖的口吻，道出種種的因緣際會，讓她點頭接下這份吃力又不討好的工作。



參與核廢溝通已多年 建立第三方溝通平台

杜文苓表示，她2009年就隨同政大公行系教授黃東益一同參與核廢料處理的議題研究，當時她就在想，高階核廢處置要思考的是百萬年的問題，即便低階核廢也要300年，這對公共治理都是很大挑戰。

台灣要處理核廢料，除了要從安全性角度出發，考量地理、地質條件，更要納入社會人文的種種條件，才能促進核能、核廢議題的世代正義。因此，她也開始投入各國核廢料處置的研究。

而過去5、6年來，隨著政大永續創新民主中心成立，團隊開始從事核廢社會溝通，過程中，踏查了許多受核影響社區，也因此接觸民間團體以及包括經濟部能源署、台電等公部門，因而累積了一些處理核廢料的量能，她開始思考，是否能有個機制，讓大家一起透過腦力激盪，共同找出核廢料處置方法。



公私部門皆有意推動立法 只缺搭橋者

杜文苓表示，目前是高階核廢料選址立法的最佳契機，其一，民間團體有動能，有意促成高放處置選址立法；其二，時任經濟部政務次長、現任台電董事長曾文生也有心推動立法工作。

「在總總機緣下，民間團體有機動性，公部門也有積極性，雖然都有推動立法的善意，但相互缺乏信任；而做為第三方的政大民主中心團隊剛好能扮演居中角色，既與公部門磨合，又與民間團體信任；各方面已因緣俱足，就少了一位主任。」杜文苓表示，因此她認為自己應該承擔這個角色，搭起各方友誼的橋樑。



創新民主中心加入 籌組公私部門跨領域平台

根據《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辦公室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執行秘書及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其餘人力由經濟部、台電、相關法人機構派任，相關經費由核後端營運資金支應。

杜文苓也在專訪時，介紹目前成員分別來自經濟部能源署、國營司、台電，以及政大創新民主中心團隊；而政大創新民主中心主要協助高放處置選址法制作業，及民眾溝通推動業務。辦公室成員來自跨部門、跨領域，不只官方，更有來自民間且已建立相當信任度的能量，是多元組成的力量。

杜文苓也不諱言，民間團體也在醞釀民間版的高階核廢選址條例草案，雖尚未正式發表，但本次立法過程已相互分享架構與邏輯；官方版本草案也還在緊密溝通中。預料，官方版會側重行政可行性，民間版則會從居民權益出發，兩種版本一定不會相同，一旦正式預告，也勢將會有立委版本加入。



民主不只有投票 也是相互傾聽的練習

但她希望，當未來多個法案版本在競爭時，帶動的是社會正向討論，透過聚焦討論，創造一起積極解決問題的能量；最終通過的版本透過大家集思廣義討論而來，而不是各執一詞。

由於我國在推動低放選址過程十分不順利，進而讓外界對高放選址立法及推動的態度悲觀，甚至預言恐將遭遇更多打擊及抹黑。

杜文苓認為，依照低放選址立法及推動經驗，前端立法階段應該還好，一旦進入選址程序，因牽涉各種切身利益，不免會遇到衝突。

至於最終能否成功推動高放選址底定，杜文苓淡然的表示，這仍需要很長遠的時間溝通，但她希望邁開第一步的方向是對的，能以正向、具活力與創意的角度來解決這個「世紀困難的問題」。透過更民主的程序來解決核廢料問題，即便最終未果，對台灣社會也是一個民主治理的練習，民主不只是投票，民主也是互相傾聽、了解，以及協作解決問題的過程。